我眼中的诗人李白
导语：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
我眼中的诗人李白 篇1
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王维，我想“闲人”是再恰当不过的。
因为“闲”，才有平适淡雅的心怀，才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因为“闲”，才有深细敏感的审美嗅觉，才能看到“木末芙蓉花”的“纷纷开且落”。
因为“闲”，才有一种禅意的生活，才能“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才能在“薄暮空潭曲”中“安禅制毒龙”。
是的，就因为有这份难得的闲心，闲适，王维是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
王维的诗清新淡雅却又蕴意深厚。他笔下的山水都是活的，泉流能“咽”危石，月色能“冷”青松。他的诗正如苏轼所谓：诗中有画。每一首诗都是一幅独立的山水长卷。晚年的王维，陛下流露的，更是集诗意、画意、禅意于一炉的精品!
然而山水田园诗人有时终究过于浪漫了!
农村，在王维诗中是无可避免要出现的，诗人一直企图美化这两个字，在他诗化的语言里，它常常变成“田园”，王维试图把它变成一个和风光相关的地方，而且似乎很成功。但是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他必然无可选择的生活在农村，而不是田园。
拿《积雨辋川庄作》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很优美的 诗，字句珠玑，颇具画面感，更有闲适幽远的意境。看吧：
绵绵的细雨已经下了很久了，空灵的树林中缭绕着一缕一缕的水雾，朦朦胧胧，煞是可爱，却原来是空林深处小院子升起的炊烟，一个农家妇，扎着头巾，急匆匆走在田埂上，手里提着的是给在地里劳作的丈夫的早餐。田野里，水田漠漠，妇人的脚步惊起几只白鹭，直冲云霄，树林中的黄鹂鸟不知疲倦地奏着“晨曲”
这样的自由自在，这样的祥和安定，你能不向往吗?可是这毕竟真只是闲人的享受，试问那农家妇可曾知晓这份幸福?
众所周知，小农社会里最苦的就是农民，纵然政局稳定，皇恩浩荡，天灾人祸总是不能免的`吧，那个时代生产力又极端低下，农民除去侍弄几亩薄地，祈天求福的时间，他们还有多少闲心来欣赏这美妙风光?丈夫是“天尚昏昏”便上地了，妇人打点好家中还得送饭，纵然他们融在这闲适的意境中，可谁知他们心中有多么忧虑呢?
或许，在探们看来，这个优哉游哉的王维，恐怕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吧!
所幸的是，王维的闲，闲到一定境界，总算给后人留下美的享受，虽然这享受里含着一些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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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诗人李白 篇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我很喜欢词，你肯定会首先想到宋词，宋朝是词创作的鼎盛时期，可让我着迷的词并非宋代之人所创，他的词不像有的宋词那样通俗，也不晦涩，他的词没有丝毫的雕琢痕迹，纯粹是天然而成的，真可谓是鬼斧神工，他就是词宗——李煜。
让我所着迷的是他的词，而让我怀念他的，也是他的词。
他的词有三种风格：早期多是描写宫廷之中的豪华以及风花雪月之类的内容;中期体现了极度忧愁的心情;后期是亡国之后被软禁时写的，反映了亡国之情的词。也许真应了那句话“自古才子多薄命”，这是李煜词成就最高的时候，但时间不长，他便撒手西去了，离开了他的小周后，更离开了他最爱的词……
李煜的一生虽短暂，但也富有着传奇色彩。说来他很幸运，因为他做了皇帝，他本位六皇子，皇位是轮不到他的，可他的五个哥哥先后死亡。说来他很不幸，因为他做了皇帝。满腹文采的他对政事毫无兴趣，更没有皇帝的豪气和一统天下的壮志。正因为如此亡国，正因为如此不知有多少人批判他，可我不会，只因为我读了他的词，只因为他的词让我着迷。
李煜早期的词不太被人所关注，认为其浮华骄奢，并无实在意义。而让我着迷的地方是因为他的词很美很美，给人的意境更别说了。一首《玉楼春》不就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冰清玉洁的美人在《霓裳》曲中翩翩起舞吗?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随着金陵的沦陷，他由一位皇帝变为了阶下囚，对外称违命侯，实则是被宋太宗软禁。
一首《虞美人》成了他的绝命词，上天给了他超乎常人的才能却没有给他丝毫的政治才干，词变成了他的.唯一，在他词创造达到最高境界时，也就意味着他生命的完结，正如樱花开到最灿烂之时，就要凋谢。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读着它让我着迷的词，来怀念他的一生……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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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诗人李白 篇3
说到陶渊明，人们就会想到《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兮辞》，还有那令人向往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般生活。人所共知，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留有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他还带有一种浓厚的唯心思想——“心远地自偏”。
要谈陶渊明，就不得不落俗套，谈东晋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的确，“举贤不出士族”对于贫寒人家的子弟是很不公平，但陶渊明不同，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元勋陶侃，他的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他的家庭环境不知道比他曾祖父当年好出多少。陶侃的出生是地地道道的下品，他家境穷苦，父亲早死，靠母亲拉扯长大。当大户人家的子弟范逵来访，就有了“陶母剪发”的佳话，陶侃的家境可见一斑。之后有了范逵的推荐，使得他从“江湖只远”到“庙堂只高”。但到了洛阳后的陶侃并不受重视，连有识人之称的宰相张华都不将他放在眼里，尽管在与陶侃谈话后觉得他的确不一般，但也并不重用他。就是这么个到处碰壁的陶侃，抓住历史时机，凭借军事才华，成为东晋的开国元勋，还差一点儿再次使“金陵王气黯然收”。
作为陶侃后人的陶渊明，虽说少年时代过的也是“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的日子，但他也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既然如此，为什么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便辞官而归，之后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呢?难道在家赋闲就可以实现“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了!也许是他觉得这官衔太小，不足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也罢。那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官归隐。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又是为何道理?仍是这些职位不足以令他安身?想他曾祖当年，在庐江太守张夔手下，干的尽是苦差使，这样的人，能不得到上司的赏识吗?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解绶辞官却是一种消极的表现!不知历代的骚人墨客，怎会对此称道不已?试想，一个怀着“大济于苍生”这样崇高理想的人，会随随便便放弃一个又一个的从政机会，“解绶辞官”就是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么一个个人的原因?那我可以说，陶渊明所谓的雄心壮志都是假的，他只是一个自私的人，想到的只有自己罢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很对，当时的陶渊明虽不能兼善天下，却可以兼善一方——至少他还是个彭泽县令，民之父母。官场的确黑暗，可不能因为要远离这些黑暗而抛弃了自己的志向。“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陶渊明这样的只能算是小隐——真正的“隐”是用自己洁净的身躯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去为国家献力，以心灵的洁净洗去黑暗的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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