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顾城的作品
往往在日常生活中，涉及到《诗人顾城的作品》，一些人都不知道或者不懂。本篇是一篇教大家写《诗人顾城的作品》的范文，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1
小编语：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象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伯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作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
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让谁。十六铺是个噪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一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座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一眼看见了来人中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 在松果粒找路 一粒粒运棋子 有时 是空的 集中咬一个字 是坏的 里面有发霉的菌丝 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 松树里去 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和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副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象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激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象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象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
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的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扣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干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这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象乘船去岛屿的旅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的，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颗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子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泥土，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子回家。
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象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下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费，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二百只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阔的别墅，心想：他们正在辛勤地挣钱，为了来过自然的生活，而他们从来没开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象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积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去。
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它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伯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修缉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实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纲笔画。他、谢烨、小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象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现实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象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使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相互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
在伯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了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街开满了鲜花，好象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象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象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谈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得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凿石头，这一块大石他要凿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凿啊凿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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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2
小编语：顾城是我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唯一一位“童话诗人”。他在用稚气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顾城是我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唯一一位“童话诗人”。他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宣布自己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这一句描述了他自己的一生：任由自己的想法，固执地编织自己的梦，这是顾城的执著，也是他的魅力。在纷繁、肮脏的成人世界里，顾城情愿“闭上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了”。他甘愿守住的是他自己心中的世界，他要“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污染的远方出发”顾城认为“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这种诗观，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现实世界的不可弥合的分裂，不和谐的痛苦将在诗观中得到解决，以实现人的心灵的“绝对自由”。这追求在未经涉世的孩子的眼中和未经人类涉足的大自然中流露出来。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采用儿童视角，在儿童的理想里改造着成人世界。顾城此诗里的孩童形象如清新的风，敲击着成人世界的污尘。他在用稚气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悲凉又崇高，非常圣洁。这很有力量，一语洞悉了大世界的斑驳。而用孩子般的梦想，诉说这一切更具震撼，比成人的呐喊更振耳发聩。北岛呐喊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时，顾城却在执著的画着“笨拙的自由”，他让小河快乐，让“长满淡淡的茸毛的丘陵相爱”，让“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他没有诅咒黑暗，而是把自由和光明搬进诗中，就像一场暴风雨后，一切都非常平静，世间甚至没有一星尘埃飘动，受了洗礼般，世界变得干净，心也不染风尘。在西方文学中也经常有这样的艺术形象。在一群污七八糟的人寰世界里，会出现一个非常无辜的小孩子。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天使，他帮助陷入绝望的音乐家莱维屈恩创作出辉煌的音乐。这个小天使是希望，是一个亮点来平衡这个世界当中所有人的罪。顾城用未涉世的孩童的眼和心灵感受着成人世界，构建着自己的童话家园。在国外接受采访时，他曾专门对“童话”作过解释，他特别强调这个“童”是李贽“童心说”的“童”，指未被污染的本心，而不是指儿童幼稚的心，因此他的诗中住着“不会流泪的眼睛”，“天空和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淡绿的夜晚和苹果”，它们拥有“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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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3
陆奥宗光(むつ むねみつ 1844年8月20日——1897年8月24日)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外务大臣。日本外交之父。天保十四年生于纪州藩(和歌山县)幼名牛丸、小次郎，又改陆奥阳之助。
父亲伊达宗广为纪州藩士。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纪州藩政府里面负责财务工作，帮助藩主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方面的改革。在陆奥八岁那年，纪州藩藩内发生内乱，伊达宗广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从此家庭条件一落千丈。陆奥宗光成为穷人孩子早当家的典范。14岁的时候，陆奥远离家乡，
奔赴江户求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当时日本的年轻志士——伊藤博文、木户孝允，还有传奇英雄坂本龙马。1863年，陆奥宗光在坂本龙马的帮助下，进入神户海军操练所(由当时的幕臣胜海舟担任校长，坂本龙马担任塾头)。在这里他跟随坂本与西方国家作战，因为擅长韬略、作战勇猛，获得坂本龙马大人的垂青。而在陆奥宗光的心里，龙马哥哥也是个大英雄，他曾经这样评价龙马：“他善于变通、思维敏捷，像一只飞马纵横驰骋在天空，是一个无拘无束的英豪。”等到龙马被刺杀之后，陆奥宗光一时没了偶像，开始了走上了暗杀的道路。改名陆奥阳之助，赴长崎参加“海援队”。
1868年明治维新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得岩仓具视赏识，任外国事务局御用挂。其后，又陆续任兵库县知事、神奈川县知事、外务大丞、租税头等职。搞过地租改革等。
明治三年(1870年)赴欧洲考察。明治十年(1877年)因不满明治政府中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萨摩、长洲两藩出身的掌权人物排斥异己的作法，加之同情西乡隆盛等叛党，参加土佐藩出身的大江卓等的反政府活动(土佐立志社事件)，因此被捕入狱，判刑5年，并削去藩籍。在狱中，他翻译了杰里米·边沁有关功利主义的著作。后来，陆奥居住的山形监狱发生大火，差点把他给活活烧死，这下把老朋友伊藤博文吓坏了。他赶紧把陆奥宗光转移到刚刚建成的宫城监狱，还特别安慰他说，放心吧，这里很安全，你就安心在这修养吧。1883年，陆奥获得特赦出狱，出来之后，他曾经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定位。这时候，伊藤博文劝他说，你还是去欧洲留学吧，知识改变命运。陆奥宗光觉得博文说得很有道理，明治十七年(1884年)赴英、德等国考察宪政。在西方的日子里，陆奥宗光发了疯似的研究学习，他对比了各国的议会制度、宪法制度，十九年(1886年)归国进入外务省工作。二十一年(1888年)二月出任驻美公使。兼任墨西哥外交大使。跟墨西哥签订了一个开国后第一个平等条约，1890年5月任山县有朋的内阁的商务大臣。后来日本各地进行大选，被山歌县选为众议员，成为内阁里面唯一的一位民选议员，1892年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农业大臣。因为看不惯这些官僚镇压民众的活动，辞去了政务部长的职务，担任枢密院顾问。1892至1896年，他出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之第二内阁成员和外交大臣。1894年，他负责与英国签署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成功废除了西方国家在德川幕府时期对日本所订下的不平等条约与治外法权。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在日本的外交政策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主张与中国一战，史称“陆奥外交”。1895年4月，他与伊藤作为日方代表，与中国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由于陆奥宗光在侵华战争中积极奔走，出谋划策，战后，1895年8月被授予一等子爵。
甲午战后，陆奥宗光因肺结核病趋于严重，便一面养病，一面撰写关于他的个人外交回忆录，称为《蹇蹇录》(けんけんろく)，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语。陆奥从此表白自己不顾自身而效忠天皇之心。陆奥在书后说明著述此书的目的，是通过概述甲午战争期间(包括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充满复杂纠纷的外交始末”，表明当时面对接踵而来的外交危机，无一不是“深入斟酌内外形势，权衡于久远未来之利害，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才使日本终得“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危机，保持国安民利之途” 。尽管是在这里自我表功，但“陆奥外交”作为明治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陆奥为什么被尊称为“日本外交之父”的原因。此书之内容在19××年才被公开，是探讨日本于明治时代之外交的重要著作。明治三十年(1897年)8月24日，陆奥宗光在夏威夷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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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4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汉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府人，原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广州市海珠区)，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衔。有《邓世昌传》、《英雄邓世昌》等多部文学、影视、戏曲作品歌颂其丰功伟绩与英雄壮举，有墓冢、纪念馆等多处可供纪念、瞻仰、凭吊。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广州海珠区)(龙导尾街)。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因邓焕庄与妻子郭氏饱受世道黑暗和战乱之苦，殷切盼望邓氏家业昌盛，就给他们的独生子起名为邓永昌；然而家业兴旺谈何容易，离不开时势和国运的大环境，故知情达理的邓焕庄又将其子改名为邓世昌，字正卿。
1860年(清咸丰十年)11岁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学完小学学业。邓焕庄觉得，无论将来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还是从事别的事业，都必须学习洋文，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这在把英语当作“蛮夷之语”的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当他携世昌到了上海之后，先让他进了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算术。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极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洋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
1867年(清同治六年)18岁
沈葆桢出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同时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学堂开始招生，生源主要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16岁以下学生，后由于生源不足，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并将年龄要求放宽到20岁以上。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开明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回到广州，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考取驾驶专业。当时参加报考的学生，家境贫寒之士占大多数，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报名者必须将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甘结。
1871年(清同治十年)22岁
驾驶专业学生除学习英语、数学外，还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经五年堂课学习后毕业。邓世昌从军后“第一次”回广州家乡探亲。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24岁
堂课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需经练习舰的实习。不久，邓世昌和其他同学一起登上“建威”练船，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纱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员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眷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经过二年舰课实习后毕业。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25岁
邓世昌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纱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尤其是在随“建威”练船到南洋的实习中，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很高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的好评。加之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正因如此，沈葆桢很看重他，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2月，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输船大副。船政学堂培养的军官开始指挥军舰，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辟了院校教育的先河。
1875年(光绪元年)26岁
正值日本侵略军窥台湾、澎湖、基隆诸隘时，任“海东云”炮舰管带，巡守海口，获升千总。
1877年(光绪三年)28岁
2月，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3月，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学生去英国和法国留学，根据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选入出洋留学之列，只是因为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在国内风涛海浪中锤炼。事在人为，邓世昌虽未正式出国学习，但他作为海军良将，素质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李鸿章等人几次派他出国去接收新舰。邓世昌在出国接舰过程中，抓紧机会，虚心好学，弥补了未在国外深造的缺憾。
1878年(光绪四年)29岁
因“海东云”吨位较小，火力较弱，2月，沈葆桢调邓世昌任装备五尊前后膛炮的“振威”炮舰管带，并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后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他在执行守备任务时坚决果断，用兵有方，抑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1880年(光绪六年)31岁
年初，任“飞霆”蚊炮船管带。李鸿章为兴办北洋海军，派马建忠去考察、招收水师人才。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蚊炮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的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还多次与邓世昌交谈，对此马建忠给予很高评价。马建忠经考察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同年夏天，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海军，任“镇南”蚊炮船管带。七月，“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舰巡弋渤海、黄海，“镇南”舰途触礁，邓世昌沉着指挥，旋即出险，但后因此事故而被撤职； 同年底，北洋水师在英国定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光绪七年)32岁
邓世昌十分珍惜赴英国接舰的机会，因为，他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服从水师初建时缺少管带的需要，就开始带船，未能到欧洲留学深造。此次到英国接舰，他努力学习加以弥补。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英国的著名工业城市，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宏伟壮观场面；他游历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看到了一艘艘各种巨型战舰，领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什么模样；他学习研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看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巨大差距；他学习研究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仔细寻找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他到了格林尼治，参观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这座旧日的王宫，如今是世界海军的圣殿。船史陈列室里模型铁舰、三桅帆舰，以至古老的单层甲板木船，浓缩了人类征服海洋和在海洋上进行过鏖战的历史。在回廊的墙上，他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是曾数次击败拿破仑舰队和一举歼面法兰西联合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他还专程去过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瞻仰了海军名将纳尔逊高大而逼真的雕塑像。他认真考察西方海军情况，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将这些军事装备和训练方法细心地加以研究，取其长，为己所用。1881年8月17日，“超勇”、“扬威”从英国纽卡斯尔港起航，开始了由英国到中国的漫长航行。这是中国海军首次驾驶军舰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经过的沿途各国，始知中国也有海军，均鸣礼炮致敬，这就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此次清国水师首次到国外接舰，派出的操舰管带无疑是整个水师中最出类拔萃的。林泰曾操纵“超勇”舰，邓世昌操纵“扬威”舰。“超勇”、“扬威”两舰回国途中经历了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超勇”获讯后去寻找接济。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至10月15日，两舰终于到达香港，历时61天。之后，驶入江南制造总局，进行坞修。在上海经过整修后，“超勇”、“扬威”于11月22日驶抵天津大沽口。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此次出洋，他不仅扩大了眼界，由于潜心钻研，增加了学识，“益详练海战术”，而且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1882年(光绪八年)33岁
夏，朝鲜国内乱，正值李鸿章母亲病故，回合肥奔丧、丁忧，署直隶总督张靖达公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命世昌以兵舰运送之。邓世昌驾“扬威”舰鼓轮疾驶，迅速异常，径赴朝鲜仁川海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比日舰载兵而来，我军已自仁川整队，径入朝鲜国都城办理竣事。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击，赏给“勃勇巴图鲁”勇号。
1887年(光绪十三年)38岁
春，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率队赴英、德两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舰”、“靖远舰”、“经远舰”、“来远舰”四艘巡洋舰。已是第二次出国接舰带船的邓世昌，此时已被大家公认是一个“西学湛深”、“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舰艇远航训练是海军官兵的必修课，特别是到深海大洋中去摔打。邓世昌认为，接舰实际上是不可多得的最好的远航训练，所以在接舰回国途中，积极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邓世昌在归途中因劳累过度，发了寒热。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全舰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于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全舰官兵在沿途进行不间断的各种操练，“终日变阵必数次”。操练的内容和科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符合战斗的需要，并且要求正规化：“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北洋海军在英、德两国订购的巡洋舰“致远”、“靖远”和装甲舰“经远”、“来远”竣工。邓世昌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号管带身份，参加接带。途中屡经风涛，其他各舰水手病故甚多，惟“致远”舰因邓世昌措施得当，关怀士卒，无死亡者。光绪十四年春，抵大沽。七月，邓率舰从丁汝昌镇压台湾吕家望起义。返回后，以总兵记名简放，加提督衔。八月，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分左、右、中、后四军，邓世昌授中军中营副将，仍充“致远”管带。 同年底回国。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兼任“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与此舰相终始。
1888年(光绪十四年)39岁
台湾后山生番，时出滋扰，官军往剿失利，凶焰益炽。福建提督孙开华统军查办，李鸿章电檄(xi/)世昌，随同北洋提督丁汝昌前往台湾助剿。世昌逐驾“致远”舰赴台湾埤(pi/)南一带。惟时陆军苦战累月，虽迭有擒斩，终有山深篝(gou-)密，难以深入。及世昌驾舰驶至于附海之处，发炮轰攻，乃得水陆并进，痛加剿洗，折毁碉寨，将吕家望、大庄等番社老巢攻克，由是生番悉平。奉旨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邓世昌17年后“第二次”回广州家乡探亲，这次未能见到他的父亲，因为老人家已在几年前去世了。当时，他接到丧报，但军务在身，不能回家奔丧。这次回到家中，他哭昏在灵前，醒后挥泪写祭文，将未能见父亲一面视为“终身大戚”。
1889年(光绪十五年)40岁
2月20日，李鸿章奏北洋海军新设中军中营副将，请以邓世昌借补，任“致远”舰管带。
1891年(光绪十七年)42岁
李鸿章来威海检阅北洋海军，这是《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的首次大检阅。邓世昌平时训练部队，绝对不允许搞花架子。敌舰的距离须临机测定，且在敌我双方高速运动中。以邓世昌训练得力，奏准赏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号，并赐给三代一品封典 。
1892年(光绪十八年)43岁
邓世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广州家乡探亲。
1894年(光绪二十年)45岁
邓世昌尝曰：“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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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5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生平
1823年(道光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磨店乡。父亲李文安，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老二，谱名章铜。李鸿章 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1840年，中秀才入学。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1844年(道光24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同年与周氏完婚。1845年(道光2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
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1847年(道光2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1850年(道光3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湘军幕僚
1853年(咸丰三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
1856年(咸丰6年)9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1858年(咸丰8年)12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1860年(咸丰十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组建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编成淮勇五营，李鸿章率13营淮军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3月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1862年(同治元年)11月18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1864年(同治3年)率领淮军各部攻入常州，大肆杀戮太平军。清廷赏骑都尉世职。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第一个是曾国藩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然而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1867年(同治6年)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他在军事上坚持上任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顺利镇压剩余捻军。
1869年(同治8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12月被任命赴贵州督办苗乱军务。1870年(同治9年)七月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1871年(同治10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
洋务重臣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1879年(光绪五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 1876年(光绪二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但辽东半岛触动列强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清廷须缴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其后，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两港。
1896年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这引发了他对俄国人的报复，在最后时刻拒绝签约。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年8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此举使我国东边的邻居日本望而生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晚年生涯
1884年(光绪十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8月16日(公历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1894年8月18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龢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遵从朝廷的宣战诏书，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更是以将朝廷诏书蔑称为乱命的方式促成此事。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19××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年(光绪27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享年79岁。
人物评价
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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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6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zǎi tián)(1871年8月14日—19××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清朝入关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
人物生平
爱新觉罗·载湉于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1] 。其父为宣宗(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载湉四岁时同治帝去世，没有留下子女。同治帝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随之绝嗣。同治皇帝死后，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名义上继承咸丰帝而非同治帝的皇位，以维持咸丰帝的皇统和父死子继的法则。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翁同龢日记》等书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酉时(17到19时)，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东暖阁。戌时，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等王公大臣29人，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需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年仅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
初六日，就是宣布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光绪皇帝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他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初七日，光绪奉慈安皇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皇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皇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皇太后为“西太后”。光绪住在养心殿。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 。
少帝时期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光绪皇帝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皇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皇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嘉顺皇后(同治皇后)行礼。这时光绪皇帝才5岁，实际年龄只有3周岁半 。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夏同善主要教光绪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光绪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光绪有父亲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奕“谦卑谨慎，翼翼小心”的性格。光绪在毓庆宫长达10余年的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师傅薰陶，是其性格形成的教育因素；三是社会因素。光绪面临战败赔款，民族灾难，则是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因素。
光绪帝读书阶段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大权的阶段。这个阶段发生的大事是：1877年，左宗棠击败阿古柏，阿古柏自杀。攻占乌鲁木齐，平定天山南北路。曾纪泽取代崇厚对俄谈判，取得胜利，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
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从此慈禧太后一宫独裁。
1883年12月—1885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李鸿章的妥协投降，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光绪帝在军机大臣翁同龢、光绪帝吏部左侍郎夏同善的指导下读书。荀子关于君与庶人是舟与水的关系的名言以及翁同龢主战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决心做个爱国爱民的君主，反抗外来侵略。
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光绪帝，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硬塞给光绪帝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
主战失败
亲政以后，光绪帝仍未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遇到大事要向慈禧太后请示，没有多少决定权。他以迫切心情了解世界情况。十六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归国。他急切召见，询问 国外情况。后来他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帝还读了冯桂芬《教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
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认为：“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李鸿章没有听取光绪帝的谕旨，结果“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当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他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强，表明他振兴国家的决心。甲午战争失败决不是主战的罪过，是战之不力的罪过，是光绪负不了责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
百日新政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古老的祖国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继台湾爱国同胞的英勇抗战，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在加紧酝酿。这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它的上层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4] 。
1895年5月于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清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到九月(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绪皇帝亲自登上天安门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维新变法。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起初表示同意变法，但她害怕变法会侵害她的权力，于是想方设法控制变法。她发出懿旨，迫使光绪帝将变法中坚人物翁同龢革去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同时任命后党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又规定新任职的两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向她谢恩。
后来光绪帝革去了守旧、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揆等6名礼部堂官，任命了7名新堂官，其中4名是支持维新的，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于是慈禧太后决意破坏变法，发动政变。
她叫荣禄调兵遣将，聂士成部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驻北京长辛店。翰林院编修李盛铎奏请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以乘机胁迫光绪帝让位。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密诏杨锐，告以危局，命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速议对策。鉴于光绪帝处境危险，谭嗣同于八月三日夜访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要求他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光绪帝。袁世凯慨然应允，但当晚就密报荣禄。不知情的光绪帝于八月五日还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建议他召张之洞相助。八月四日，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未应允。
九月二十一日，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张荫桓戍边，徐致靖永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处斩。维新举措，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废除，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由于得不到列强支持，企图失败。光绪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实行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目的正确，时间不长，虽败犹荣。
但是，有关戊戌政变的相关事件、动因和过程的真实性，有的研究学者持怀疑态度，杨天石就认为：“废帝事见康梁所著。围园事或谓系袁世凯捏造，或谓系康梁等所为，非光绪帝所与闻者。康梁虽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所著书或凭空捏造，或讳莫如深。”他们写的是不是信史还有商量研究的必要。
瀛台幽禁
光绪帝在位的第三阶段基本是在囚禁中度过的。囚禁瀛台的光绪帝面色苍白，神经极度衰弱。抑郁，常患遗泄、头疼、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有病，尿中有蛋白质。肺部不好，似有痨病。
光绪二十六年(19××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光绪帝曾参加决定是否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御前会议。他主和，这是基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慈禧太后感情用事，草率决定宣战，光绪忍不住发话问许景澄：“许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总署当差，外国的情况卿最知晓，卿以为大清有无与外国一战的实力？”许景澄先后出使法、德、意、荷、奥、俄等国，通晓几国语言，在中外外交领域享有崇高的威望。许景澄激动的说：“圣上垂问，臣就据实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保护使馆、征剿拳匪事上策。”慈禧一听立马怒了，宣布处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议和再无希望，八月十一日，联军已攻破北仓，杨村，击溃清军提督马玉鲲部，直隶总督裕禄受伤死于回京途中，朝廷特派从四川总督任上率师入京勤王的李秉衡赴前线督战，与联军在通州黄村交火，清军在半个时辰内即被击溃，李秉衡兵败自杀。临死前李秉衡写下遗言，差人送回京。光绪读后不禁掩面大哭。信写于乱军阵中，只有潦草数行，意谓联军装备精良、士气正旺，劝朝廷速电召李鸿章来京办理议和。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慈禧太后于八月十五日挟光绪帝逃往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回北京。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称号。光绪帝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对，不发一言。有时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态，也不过一两句罢了。
光绪帝囚禁瀛台到他死前发生的大事有：义和团与清军勇斗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实行新政，日俄战争爆发，革命党发动起义(萍浏醴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绍兴起义、钦廉防起义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光绪皇帝在最后十年(1898—19××)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法律，留心阅读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
抑郁而亡
光绪三十四年(19××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 。
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年11月14日) 酉正二刻三分，光绪帝身故，终年38岁，葬河北永宁山崇陵，庙号德宗，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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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7
伊藤博文(いとう ひろぶみ，1841年10月16日-1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政治家，长州五杰，明治九元老中的一人，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公爵。[1] 不过从本质上上说，他在日本统治集团里还算是文治派。他的不朽功业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他使日本人能够有秩序的进行政治和平演变，在此种变化中，民众得到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这是很有意义的。
19××年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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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8
孝钦显皇后(1835年—19××年)，叶赫那拉氏，名杏贞，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父叶赫那拉·惠征。为自1861年至19××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在清朝仅次于康熙、乾隆，掌权统治时长不仅超越武则天、吕后，且超越大多数帝王；统治期间发动政变三次，立皇储两次。
慈禧太后，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入宫，封兰贵人，居储秀宫。咸丰四年(1854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生皇子载淳(即同治皇帝)，晋封懿妃。咸丰七年(1857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携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及皇子载淳等逃往热河行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病重。下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称“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赐与皇后钮祜禄氏及皇太子载淳“同道堂”、“御赏”玺，作为即位后下达圣谕的符信。
咸丰皇帝病死热河，载垣等八大臣辅政热河行宫“烟波致爽”殿，载淳即位，改明年为祺祥元年。十月，又改明年为同治元年。皇后钮祜禄氏晋封皇太后，称母后皇太后，上徽号慈安；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以载淳生母身份晋封皇太后，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
慈禧太后为独揽朝政大权，视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为敌，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北京政变，废除了八大臣，授奕訢为议政王，慈安、慈禧开始垂帘听政。因此年为农历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自此，慈禧大权在握，直至19××年死去，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
慈禧统治时期，朝内依靠亲信，地方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出卖中国主权，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同治帝载淳死于养心殿平安室，皇后阿鲁特氏，因慈禧太后待之甚虐，亦吞金而死。同治帝无子，慈禧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即慈禧胞妹之子)载湉为皇帝，两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皇太后暴死。慈禧独揽大权。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慈禧以越事失机之由开去恭亲王奕訢一切差使，撤去亲王双俸，仅保留世袭罔替亲王。同时罢黜五军机大臣，安排自己的亲信进入军机处及内阁。从此，清朝廷成了慈禧太后的独家天下。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又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慈禧不惜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致使战败，割地赔款。光绪皇帝亲政，支持康梁变法。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复垂帘于便殿训政”。囚光绪帝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于菜市口，取消一切新政。光绪二十六年(19××年)，俄、美、英、法、日、德、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等逃往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回到北京。
光绪三十四年(19××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为抵制革命，慈禧太后又进行了假立宪，为期九年。但此时已74岁的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光绪帝含恨死于瀛台的次日，也死于西苑仪鸾殿。
谥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葬河北遵化定东陵。
由于在她47年的统治期间，中国除了太平天国等内乱，正值世界动荡，饱受外国侵略，加上中国传统对于女性执政的负面意见，颇受争议。近年来，史学界逐渐开始有人提出应对慈禧当政提出多元化的评价，但她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位负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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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9
明治天皇，名睦仁，生于1852年11月3日。他是孝明天皇的次子。他小的时候十分懦弱，没有任何阳刚之气。从1603年起，日本一直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天皇住在首都——京都，而德川幕府的统治中心则在江户，即今天的东京。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过去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们许多成了大富翁，但在政治上仍无地位。相反，过去受人羡慕的武士们，许多则沦为“浪人”，没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因为他们的靠山、大封建主们多已自身难保。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武士，已开始探索变革之路。
1854年2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终于叩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迫使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不久，英、荷、俄等国也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国家主权的丧失，使不少有识之士发起了“尊王攘夷”运动，即重树天皇的权威，把外国人赶出去。一向与幕府作对的西南各藩大造幕府与洋人勾结，出卖国家主权的舆论，他们想通过“尊王攘夷”来推翻幕府的统治。
1867年1月30日，年仅36岁的孝明天皇突然去世。14岁的睦仁继位。倒幕派立即开始筹划如何通过朝廷中倒向自己的公卿来控制朝政。他们开始秘密地在公卿中活动，指使他们颁布了大赦令，将那些被关押的倒幕人士释放。同年11月8日，倒幕派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以天皇的名义下达了征讨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密诏，以天皇的名义调动军队。1868年1月3日天皇又下达了解除德川幕府指派的宫廷警卫的命令。随后又宣布废除幕府统治，设立由总裁、议定、参与（日本的官名真有意思）组成的天皇政府。
德川庆喜当然不会交出权力，于是他们与倒幕派在伏见、鸟羽展开了激战。幕府军战败，于1868年5月3日投降。德川庆喜被贬为平民，并遭流放。这样，倒幕派就获得了实权。9月3日，天皇下令将江户改为东京。10月12日，定年号为“明治”，1868年为明治元年。11月4日，明治天皇率百官从京都出发，迁都东京。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天皇基本不过问国家事务。因此，明治政府的一系列资产阶级4性质的改革其实都是由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倡议进行的。明治维新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这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政治方面，政府首先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强化了中央集权。这为其它各项改革措施得以顺利在地方实施提供了重要条件。颁布《政体书》，规定太政官制，实行三权分立。颁布《五条誓约》，要求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经济方面，政府进行地税改革，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按地价交现款为税，确立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政府大力推行“殖产兴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工厂、修铁路、办邮局、建银行，聘请外国技术专家。殖产兴业分三步走：先是以官办企业为主，再经过一段以扶植民营经济为目标的官办示范与官督民办共举时期，最终过渡到出售官办企业，全面扶植民营企业。
军事方面，颁布《征兵令》，仿效欧洲国家建立新式陆海军。建立警察，设立陆海军军官学校。在大量从欧洲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同时，积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发布《军人敕谕》，规定天皇为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号召军人信守武士道精神，誓死效忠天皇。
文化方面，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发布《学制》。规定从小学教育起，全面实行西方的教育制度。政府的重点工作在小学，已达到普及国民教育的、消除文盲的目的。同时在师范教育、外语教育、高等教育也取得了发展。1877年日本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化的高等院校——东京大学。天皇发出“日本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大量派遣留学生去西方国家留学，同时派出考察团去西方各国考察。政府还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在社会上倡导“断发脱刀”，改用西历、定西服为礼服等，积极引进西方文化。
外交方面，政府一方面致力于修改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是拼命向邻国扩张，正当殖民帝国，遵循“脱亚入欧”的方针。
明治天皇当时是个不到20岁的青年，正是学习、长知识的年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天皇的教育方法。其中既有传统的儒学，也有西方的现代科学。同时他还要学剑术、马术、角斗术等，使之崇尚武功。在欧美各国领导人中，他最崇拜拿破仑。1871年底岩仓具视等人去欧美考察时，明治天皇特意叮嘱他们多收集一些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带回来。
1878年5月，天皇身边的土方久元等人发起“天皇亲政运动”。天皇终于走到了前台，掌握了实权。1880年政府发布了《集会条例》和《新闻条例》，严格限制人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打击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接着，把大片的土地划为皇室用地，设立御用局来管理这些土地。同时，他把许多国有银行和官办企业的股份都编入了皇室财产。1884年7月制定了《华族令》，把旧公卿和大名，以及士族出身的维新功臣都划为华族，并授予公、候、伯、子、男五等爵位，准予世袭爵位和财产。这样，天皇就在日本建立起新的贵族制度，使贵族成为皇室的辅翼，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第二年底，又废除了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由首相和国务大臣组成直属于天皇的内阁。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在国家根本大法上确立了明治天皇的绝对权威。
由于幕府专权数百年，普通百姓对天皇知之甚少。因此，明治天皇在国内大搞神化运动，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中。1880年颁布的教育令，把历史科的重点放在神武天皇即位后的皇室中心主义的灌输上。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要求学生每天礼拜天皇相片，背诵天皇的“敕语”。在社会上，1873年万，明治天皇的相片就被发给各县，允许人们参拜。明治天皇还经常巡幸各地，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在宫中建神殿，地方建神社，供人们参拜神灵和天皇。1869年6月，招魂社在东京九段坂道建立，以祭奠各神和已故皇灵。10年后，它被改称靖国神社，作为祭祀为推翻幕府统治而献身的志士。但后来凡是为天皇而战死的人，包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阵亡将士，都被列入神社参拜的对象。
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进行扩军备战。在天皇的支持下，到1893年，陆军总兵力达到23万人。海军已有大小舰艇55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随着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多，日本议会不断有人反对。1893年的第四届议会再次削减海军军费，明治天皇便自己拿出30万元，又要文武官员在6年内交纳其俸禄的十分之一，以弥补建造军舰的不足费用。此后日本于1895年战胜了中国，确立了自己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十年后，于19××年又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使自己正式跨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19××年日本又正是吞并了朝鲜。
19××年7月29日，刚过花甲之年的明治天皇逝世。后来他的遗体被运回京都，与列祖列宗葬在了一起。
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日本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并开始了对外扩张。明治天皇早年在协助、支持维新派进行倒幕和改革活动，使日本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所在。但他压制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对外积极扩展领土，使日本从此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对此，他是难辞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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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城的作品 篇10
以一人敌一国。
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120年后，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投入来研究它，其实质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历史逻辑何在？
李鸿章辞世，他的“政敌”梁启超在其撰写的《李鸿章传》里引用西方评论家对甲午战争的分析：“以一人敌一国。”——实则异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而且这种洞见，也开拓了从清朝内部认识其运行乃至失败的观察理路。“从中国发现中国”，这个样本很标准。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领导人，在中枢为恭亲王奕訢，在外则为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除，只剩下李鸿章独力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一般批评，李鸿章重器械，尤重军械，但轻制度与思想。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可是，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两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这是晚清中国重大的挑战：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当时，这尚以“远忧”的面目出现。
与此挑战相伴随的，对清廷来说更具生死性质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一延续14年的战争，虽然清廷最终未被推翻，但在扑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的权力关系完全改变。纵观中国历史，皇权高度垄断与集中，至清达到高潮。这一朝，不仅没有所谓“相权”，甚至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一人而集天下之权，有清一朝，满人给真正创造出来了。
任何制度达到高峰，自必下坠，然后再造。席卷中国16个省(当时全国为18个省)的太平军，清朝的“国家军队”无力抗击，节节败退。作为一种替代，乡勇聚集成军，最后竟以曾国藩的湘军完成了平定太平军之乱的重任。曾国藩攻克武汉之时，咸丰皇帝即欲授他军务全权，结果当时的军机大臣祁巂藻力谏：“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守制，无尺寸之柄，乃举旗号召，英贤云从，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之福。”因此评论，曾国藩获权时间再次后延。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从“中央”的角度与利益观察，很难说祁氏的担忧没有道理。只是，时势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曾国藩建功立业，不授权无可为继。由此，形成一个100年后才逐渐解决的军队结构性问题：兵为将有。后来的军阀横行，其源头在此。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之破坏，竟然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渐次形成：内轻外重(中央权力下降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督抚数量更多)。
对抗太平天国之“近虑”，形成的军队“私有”性质及其延伸出新的权重关系，是恭亲王尤其李鸿章解决“远忧”，为晚清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方面表现在，李鸿章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统领全国性运动；而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怪异的、合乎制度“地方领导中央”，又将遭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竞争。其内耗，超过想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将国家导入轨道；很遗憾，此际的中国，却是“弱中央强地方”，社会动员与国家动员，皆捉襟见肘。而我们的东亚近邻，曾经长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却以“撙王”为号令，统一了国家的意志，成功进入转型期。两国命运，也自此逆转。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竞争者日本，主动地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战争来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可是，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宣告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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