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学森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读钱学森的故事 篇1

　　故事发生在19××年。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20××亿公斤。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因粮食的短缺，农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这一切，距今刚刚50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此次，凤凰卫视举办的“20××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进行网民调查，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月6日)，有326票同意，反对票为零，所有跟帖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但是我总觉得，对于19××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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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学森的故事 篇2

　　高考改革最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也想凑凑热闹，谈谈关于我们现行的高考录取。

　　在谈高考录取之前，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钱学森之问”。2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老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培养出大师，而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我们不妨仅从高考录取一个方面来做一个对比。

　　先看看民国时期几个比较典型的高考录取事例吧。1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成绩仅为15分，英语、国文成绩却均为第一名，其中英文成绩为满分。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规定，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但校长罗家伦亲自批阅了钱钟书的试卷后，认为钱钟书是个奇才，遂打破常规录取了钱钟书，钱钟书后来果然成为饮誉学界的“文化昆仑”。

　　19××年，臧克家报考山东大学，数学成绩为零分，国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随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当时的录取老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青年臧克家的才气，素以阅卷严格著称的闻一多破例给了臧克家国文98分的好成绩，并破格录取了他，现代诗坛大师臧克家就这样戏剧般地诞生了。

　　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仅为4分，最后竟然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回头再看看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制度吧。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后，各省都会根据当年大学录取人数，划出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这个分数线极其严格，那怕是只差一分，招生办公室都不会给大学提供该生的学籍档案。而没有学籍档案，该生当然不能进入大学校门。这种严格的高考录取制度毫不留情地把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人情关系拒之门外，分数不够，考生父母权力再大、钱再多也无法敲开相应批次的大学校门;同样只能达到某一批次的分数线，考生父母那怕是农民，甚至讨饭吃的，同样可以进入相应批次的大学进行深造，从而充分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高考录取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必有弊，如果当年清华校长罗家伦、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同样严格按照高考录取标准来录取，钱钟书、臧克家等人无疑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中国历史上也因此必然少了一个著名作家，少了一个诗坛大师，少了一个国学大师。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是否也把像钱钟书、臧克家、季羡林等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考生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高考录取工作既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注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全才，尤其是当他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时候，其他方面很可能糟糕得一塌糊涂，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天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如何才能在保证高考录取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把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有可能真正成为大师的青年才俊吸收到高等院校里进行深造，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各个领域里大师级的人物，这应该是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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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学森的故事 篇3

　　有趣的是，钱学森回国后也把他在美国的这套成功教学方法带回国内。他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时，就给科大首届力学系的学生吃了一顿“杀威棒”。他的开卷考试只出了两道题，第一道概念题，占30分;第二道题是真正的考验，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道题可把全班学生都难住了。你若平时只会死读书不会活运用，根本做不出来。

　　考试从上午八点半开始，直到中午还没有一个人交卷，中间还晕倒两个学生被抬出去。钱老宣布说：“吃午饭吧，吃完接着考。”直到傍晚也做不出来，大家只好交卷。成绩出来，竟有95%的人不及格。

　　当然，钱老的考试并不是故意为难学生，在“教训”他们一顿的目的达到后，也得让大部分学生过关呀!于是他想了一个“怪招”：把每个学生的考卷成绩开方再乘以10，算是这次考试的最终成绩。这样一来，你若得了36分，开方等于6，乘以10就是60分。所以凡36分以上的学生都能及格;你若是一个特等优秀生，考试满分100分，100分开方等于10，再乘以10还是100分。所以考100分的人也不吃亏。对他这个怪招的合理性，谁也挑不出毛病，结果是80%的人都及格了，皆大欢喜。

　　及格归及格，但谁都承认自己的数学基础不够，于是钱老决定，力学系的毕业生延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习数学，所用教材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工程数学》。在半年时间里，每个学生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由于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学生们受益匪浅，他们在后来的工作中成为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的在“两弹一星”工作中担当重任，出了好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睡在板凳上的大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进行“东风—3号”全程试验和其他试验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建设新的发射试验基地。该基地从19××年初勘察选点开始，到19××年末第一期工程主要项目基本完成，随后便投入发射试验任务。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基本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等验收合格之外，连通信指挥及配套工程都是十分简易的，更不用说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了。

　　基地刚建成不久，钱学森便赴山西太原发射中心，组织指挥导弹发射任务。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于龙淮等随钱学森一同前往，于龙淮担任这次发射任务的组织协调工作，因此和钱学森一同在指挥中心值班。

　　导弹原定下午5时发射，因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先是推迟到午夜，而后又推迟至第二天凌晨。一夜没睡，一些年轻人有些撑不住了，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那个指挥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

　　看着身穿旧军装躺下的钱学森，于龙淮心中的不安和敬意油然而起。他想：这么一位科学家，如果待在美国，其工作、生活条件不知道比回到国内要好上多少倍，但他却毅然决然回来了。为了祖国的强盛，他如今和我一起躺在这又冷又硬的板凳上，我是一个年轻人，而他却是一位快60岁的老人呀!想着想着，于龙淮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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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学森的故事 篇4

　　“这件事要适可而止”

　　钱学森生前一直坚持不准给他写传。有人曾经想写，他知道后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

　　19××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钱学森将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人员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态度冷静，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

　　那几天，涂元季秘书也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钱老把他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

　　涂元季坦率回答，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老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一代人。所以，‘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会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请你马上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宣传了。”

　　涂秘书回到办公室，立即照办。《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他们也表示尊重钱老意见，但下期的稿子已下厂排版，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

　　钱老闻知后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在钱老毫不客气的坚持要求下，宣传他的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从那之后，所有想出版刊登钱学森传记的组稿活动，都被钱学森办公室拒之门外。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因为钱学森党性极强，他对党交给的任务从来没有半点含糊。有一年，《中共党史人物传》要求写一个关于他的几万字的传略条目，他听说《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经中央批准的，就不再坚持己见了，但他把涂元季叫到跟前叮嘱：“写传不是为写而写，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去写传，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以后的工作。所以，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我决不和任何人争功劳，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两弹一星’。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去写。”

　　严师出高徒

　　钱学森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为中美两国都培养出不少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拔尖的创新人才。

　　钱学森为什么能培养出拔尖人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一位拔尖的教授。

　　据他在美国的一些好友，如F·马勃教授和W·R·西尔斯教授回忆说，钱学森常常把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最新成果融入教学之中，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把科学上最新的东西讲给学生听，讲课内容其实比教科书上的高深多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课，就是边研究边讲课。等他的课讲完了，把讲义加以整理，出版出来，就成为一部世界前沿的科学巨著。

　　这样的教授，不愁教不出好学生!

　　钱学森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W·R·西尔斯教授曾经走访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明星教授，他曾经是钱学森在美国的最好学生。他说：“钱教授的考试非常难，他可能出四五道题，你只能希望解出一道，或者对其中一个以上的考题给出不错的开头，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做得不错的话，你会得到钱教授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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