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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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1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和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入芝加哥美术学院，次年转入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19××年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年，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49年又更名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

　　 闻一多简介：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

　　19××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

　　19××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作品由朱自清收录在《闻一多全集》 。

　　19××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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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2

　　 毛泽东同志19××年在湖南领导革命运动时主编的刊物--湘江评论

　　毛泽东，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9××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年11月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从19××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19××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年。从19××年冬到19××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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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3

　　许德珩（1890~19××），原名许础，字楚生，江西德化（今江西省九江县）人。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早年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青年时代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是著名学生领袖，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里昂大学，后入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19××年与劳君展结婚。19××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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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4

　　郭钦光，1895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龙马乡龙尾塘村，6岁开始读书，12岁毕业于罗峰高等小学（罗峰中学前身），后考入广东初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郭钦光爱看英雄人物传记，细心研读中国历史，崇敬民族英雄，痛恨卖国奸贼，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

　　郭钦光平时沉默寡言，但谈论国事则滔滔不绝。每当与人说起近代中国政治之衰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凶狠，往往痛恨不已，悲愤交加，磨拳擦掌。19××年，袁世凯为了博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称帝野心的支持，竟同日本政府秘密订立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款条约，激起举国上下的强烈愤慨。郭钦光更是嫉恶如仇，气愤万分。

　　广东各校学生不顾当局的压制，云集广外开国耻大会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郭钦光登坛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激愤之情难以抑制，以致当场呕血，在场群众无不为他的爱国激情所感动。此后郭钦光继续进行爱国宣传，经常对同学谈到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立下以死报国的志向。

　　19××年，郭钦光毕业于广东师范学校，继而读于北京大学文科。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那天，郭钦光奋勇先行，同北大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冲向赵家楼搜寻卖国贼，遭到曹汝霖卫兵暴力镇压，心中激愤难平，当场呕血不止。

　　被送进医院抢救。住院期间，郭钦光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清醒过来，当同学们告诉他关于爱国活动的进展情况时，他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说完又呕血不止。一直延至七日，竟溘然逝世，时年24岁。郭钦光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

　　5月12日，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千余人在河北公园举行郭钦光追悼大会。5月18日，北京各校5000多名学生集中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郭钦光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各界送来的3000多幅挽联。随后海南文昌学生又在郭钦光的母校罗峰学校集会，沉痛悼念郭钦光。

　　5月6日，广州各校师生在高等师范学校召开追悼郭钦光大会，会上挂出一幅用鲜血写成的对联及横幅，对联上写着是为国殇，不愧英雄，横幅为正气磅礴。

　　5月31日，上海学生及工商各界人士聚集大西门公共体育场，追悼为国捐躯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北大学生许德珩在集会上演讲时指出：郭钦光为国而死目的有二，一是取消中日密约，收回青岛；二是惩办国贼。他的演讲言词激昂、沉痛，听者潸然泪下。

　　郭钦光的牺牲，激发了全国学生义愤，使爱国学生运动不断推向了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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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5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傅斯年生平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

　　1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修物理学、化学与数学。

　　19××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 19××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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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6

　　陈潭秋自小读书勤奋，文思敏捷，在小学就一直是优等生，为本班同学所赞许。濮阳孙啸千在聚星任教时，对潭秋和荫林奖励备至。这位先生离开聚星时还将潭秋和荫林两兄弟带到自己家乡的学校，免费就读。

　　19××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入省立一中读书。

　　19××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年又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英语，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

　　在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

　　19××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

　　19××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分管组织。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女子师范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随后参加了共产党，并与陈潭秋相爱成为夫妻。

　　19××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组织者之一，事后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

　　19××年秋潜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汉地委并担负领导。

　　19××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转赴江西任省委书记，秘密配合南昌起义。

　　翌年他调任顺直省委（北方局）任组织部长，后曾到中央组织部协助周恩来工作。

　　19××年又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书记。他到哈尔滨布置工作时被捕并受刑，坚不吐实，关押两年后获释。

　　出狱回上海后，于19××年转移到中央苏区。他的妻子徐全直因分娩未能同行，随后被捕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陈潭秋到苏区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又转任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长）。在反围剿斗争中筹足了军粮，保证了部队供应。

　　19××年秋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任中央分局委员，翌年初率一部突围到闽西，途中作战负伤，赴上海治疗。

　　19××年7月又去苏联，入列宁学院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年夏回延安途中，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2〕

　　19××年6月，从莫斯科回国的陈潭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化名徐杰。秋天，陈潭秋主持新兵营的野营训练，至此，陈潭秋与王韵雪相识。

　　19××年2月，陈潭秋与王韵雪结婚。9月17日盛世才派他的卫戍队以请客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软禁起来。

　　19××年2月7日，陈潭秋被投入监狱，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陈潭秋遇害之时，他与王韵雪的儿子才只有两个多月。陈潭秋给他起个小名，叫纤纤（陈楚三）。19××年冬，其余家属及20几个孩子也被投入监狱，此时王韵雪才知道陈潭秋已经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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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7

　　19××年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分别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他们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竖起了一幅硕大的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在对联的另一边，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咬破手指所血书的还我青岛也悬挂在那里，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飘摇。

　　在短暂的集会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进发，拟向各国公使请愿并求争取国际公义之同情。在途中，民国政府的教育次长、北京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闻讯赶来，但他们并不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了东交民巷后，尽管美、英、法三国使署对学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巡捕房坚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五月的烈日下被晒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不能通过。

　　使馆区请愿受阻之后，学生们义愤填膺，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尽管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在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

　　曹、章两人回到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当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已经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的叩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见势不妙，随即上前劝阻叩门的学生，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

　　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的时候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他们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个了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另外一些人听了这个消息后，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也与章宗祥素有交往），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的出了后门，并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说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三十二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衍）。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被打的章宗祥和中江丑吉除外）。

　　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可以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另有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名叫肖劳，他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亲眼目睹，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匡互生在当年夏天毕业，并回到湖南长沙楚怡小学任教。次年，匡互生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在此期间，匡互生还曾打破师范学校教员必须有大学文凭的限制，破格录用了当时为师范附小主事（教员）的毛泽东到师范学校任课，并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参加湖南驱张（敬尧）运动，一度还弄了五颗炸弹打算去炸死张敬尧。

　　 匡互生生平经历

　　1891年11月1日出生于宝庆县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乡学读书时练就一身武术。

　　19××年到长沙入驻省邵阳中学读书。

　　19××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响应，湖南一马当先。时年20岁，正在长沙邵阳驻省中学读书的匡互生，毅然扛起长枪，跟着石基老师勇敢地投入攻打巡抚衙门的战斗。

　　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专攻天文学。

　　19××年初将同言社改组为工学会，他负责起草了工学会章程，主张联络和团结更多的同学，提倡工学合一，并出版《工学》杂志。

　　19××年5月4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是这次运动的策划者之一，与傅斯年、段锡朋等组织了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北京学生集会游行，匡互生率先冲入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

　　是年夏，匡互生毕业于北京高师，回湖南，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

　　19××年参加湖南各界驱逐都督张敬尧运动。之后，应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主张民主办校。匡互生聘请一师附小教师毛泽东到一师任教。匡互生参加新民学会，与毛泽东共同成立文化书社。

　　19××年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19××年受聘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提倡教育改革。不久，到上海与夏丏尊、丰子恺等创办立达学社，主张生产教育、感化教育。

　　19××年春，匡互生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创办立达中学，是年秋，又在江湾租地建舍，改名为立达学园（遗址在今江湾中学处），增办高中，并设农艺科和艺术专修科（后又改称文艺院，设中国文学和美术两个系）。

　　3年后学园开辟农场，学生从事养鸡养蜂和园艺，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受国民政府农业部之委托，增办养蜂训练班，培养养蜂人才。

　　19××年8月经教育部特许，学园添设农村教育科，培养县、区、乡各级行政人员；乡校校长、教员和从事推广农业合作、民众教育运动的人员等。

　　19××年8月农村教育科迁南翔柴塘，购地20余亩，建立立达分园，并设附小。正当学园办得兴旺之时，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江湾、南翔两地校舍先后毁于战火。匡互生不顾身患肠癌，忙于复校，未及时医治。

　　19××年4月22日上海病逝，终年42岁。遗体葬于立达学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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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8

　　周恩来（1898～19××），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恩来履历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19××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年留学日本。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年至19××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 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以上为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8范文内容，仅供参考借鉴，请按实际需要修改。

五四运动中杰出的青年们 篇9

　　五四运动被称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政治事件。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五四之初是被称之为五四事件的，五四运动这一叫法最早出自北大学生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年夏，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秋季开学时，罗家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这一年罗家伦20岁。很巧，大罗家伦6岁的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给外文系学生开设英国文学、亚洲文学名著，之后又开设西洋哲学史、欧洲文学名著等。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胡适的住所便是学生们聚谈的地方之一。除胡适的住所外，学生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个是北大一院二楼的的国文教员休息室，这里的核心人物是胡适、陈独秀的同道钱玄同，另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核心人物当是李大钊莫属了。在这两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繁琐的礼节和客套，大家在这两个地方特别随便，一进屋子就辩论，互相诘难，所以，每到下午三点以后，这两个地方总是人满为患。大家辩论的话题，最初一个阶段就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是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不满《新青年》的有些文章，决定要创办一份刊物。19××年11月，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人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决心大家集资办一份刊物，不够请求校方支持。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大家推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得销路大增。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说得多好！这段话到有些像《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了。

　　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在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遭到守旧人物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长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的攻击。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

　　当胡适撰文鼓动解放妇女时，罗家伦正担任《新潮》总编辑。在第二卷的五期中，罗家伦共发表了22篇文章，抨击社会弊病，其中的《妇女解放》是呼应胡适主张的。保守人物江瀚看到《新潮》上的文章后，拿了几份杂志去找总统徐世昌，说现在青年人，思想至此，那还了得。徐世昌于是拿了《新潮》交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了专函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要蔡元培辞退两个支持学生的教员：胡适、陈独秀，辞退《新潮》的两个学生编辑：傅斯年、罗家伦。在那时，这师生4个人被旧派人物目为北大四凶 。蔡元培给坚决人顶了回去。

　　19××年4月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次年来到北大作长期讲学，胡适担任口译，罗家伦则是负责笔记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北大的三年，罗家伦深受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

　　中国的学生运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有记载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的太学生反宦官黑暗统治的请愿活动引发了党锢，中有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请愿要求起用抗金领袖李纲演绎了著名的东京保卫战，晚有康梁的公车上书推进了变法维新 在五四发生之前一年，北京学生就有过一次学潮热身。

　　19××年5月，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于是，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示威游行，后由于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接见了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再加上各校校长劝说，才偃息鼓。但这为时三天的学运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热身。这次学潮中的活跃分子，如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等，大多是一年后五四运动的重要骨干。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 那天一致行动，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既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不长，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难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道：（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通告慷慨激昂，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是19××年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把五四运动完全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证据。12年后罗家伦回忆，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

　　《宣言》写好后就由狄福鼎送交由北大教员李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厂赶印，原定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才赶印出来2万份。学生们就带着这2万份传单、举着小白旗走上了街头，在示威游行途中，不时有市民加入进来。在五四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几件事，一是有300名高等警官学校的学生，二是有人数不多却让人满怀敬意的女学生，三是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两幅特别惹人的标语：一幅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头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一幅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润芝所撰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阿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见了后让人心潮澎湃，激奋不已。

　　当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拦阻不许进入，学生队伍推举罗家伦、江绍原四名代表入内向美英等使馆递交了英文声明书。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

　　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究竟是谁第一个翻进曹宅，当事人的回忆有五种说法），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 ，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天安门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皖系一派的）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在呼喊和冲砸中，北大学生江绍原撕了一块红绸被条，挥舞着大喊胜利了！胜利了！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另有人说是匡互生点的火，但匡本人却只说放火是同学们以泄一时的忿怒 ，回避了点火人。出现不同说法，是有原因的，一是大多数同学，尤其是学运领袖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都不赞同有过激的非理性行动；另一方面，一旦纵火就成了刑事案，授人以柄，军警可以理直气壮地抓人、追究刑事责任。于是造成了不同说法。），大火烧了起来。傅斯年趁机把一本记载着许多学生团体代表名单的日记簿扔进火里。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用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 。这件事也激起了无数不明真相的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当晚，罗家伦赶到各报馆介绍解释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情况。

　　5月5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段锡朋为会长。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那天担任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的罗家伦在会上报告说，学生运动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会上，推举他为北京学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 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哨的情况下，冒险将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检讨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5月26日，上海的《星期评论》发表了罗家伦以笔名毅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 、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说，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词的和五四运动精神的。这期间，罗家伦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专文、讲话和演说，谈五四运动。

　　19××年5月1日，已经临近毕业，罗家伦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全面检讨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并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是，也暴露出学生运动的弱点：学生万能的观点所导致的无力感，长期荒废学业造成学术的停顿，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窠臼。甚至表示，由于参加学潮，耽误了自己的学术，使得想译的几部书都未能完成，不免懊悔。

　　对五四运动，罗家伦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是重要骨干，起了很大作用，被称为五四健将。整个五四运动，其实是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为首的新潮社 和以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为重要骨干的国民杂志社一批人掀起来的。没有他们，五四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出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这样的非理性行动，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五四之后两年，国民杂志社中不少激进人物都走进了重视和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行列，如张国焘、邓中夏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罗家伦深受胡适的影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明运动合而为一的运动。因此，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非理性行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不以为然。早在19××年1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一面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

　　在赞赏俄国革命的同时，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抱他这样看法的学生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当五四学生运动越出原定设想的范围后，他就很少抛头露面了。在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急速左转时，罗家伦他们开始走上了由胡适指引的用文章呼吁说理方式的道路，认同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这正是罗家伦对参加五四表示懊悔的思想根源。然而，对于一个才22岁的青年来说，也非一时就可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在五四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罗家伦还时不时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学术道路三者之间徘徊，在行动上总是表现出倾向革命，在反省时又总是将自己拉回到学术研究。当他留学欧美，在那种环境中，他确实是从思想上告别革命 。但这种徘徊并未完全从他心底消失，而这一点残存的徘徊正是他回国后忽而从政、忽而从教的心理根源。

　　五四一周年时，罗家伦为《晨报》主编了《五四周年专号》，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后来，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指19××年5月的请愿活动）。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了一种以气节相标榜的态度，有意去撄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以及受朝鲜19××年三一运动的鼓舞。第五，因为受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孑民所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讲演）。

　　19××年，罗家伦总结五四的影响，有三条：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成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势力。最后，罗家伦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全部归结为蔡元培。在他看来，没有蔡元培，这一切都不可能，他说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

　　抗日战争时期，罗家伦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五四运动也不例外。 诚如斯言。

　　在他的晚年，19××年，已经古稀的罗家伦最后一次回顾了五四，写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他说：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美国历史学教授Vera Sch在她研究中国五四运动的专著中说：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所留下的最独特的遗风，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执著和对思想解放的憧憬。她的观点与罗家伦的认识是否一致呢？这已不用笔者回答了。

　　今年五四，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总理对北大学子们说：纪念五四运动，首先要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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