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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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1
时传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
刘少奇接见时传祥
时传祥，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他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并因此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的时传祥，15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从此在粪霸手下干了20年，受尽了欺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阳光照耀着掏粪工人的生活，也照亮了时传祥的心，他决心用自己的双手，为首都的干净美丽作出贡献。就这样，建国后的十七八年里，他以“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无冬无夏、挨家挨户地为首都群众掏粪扫污。在那些年里，他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有时间就到处走走看看，问问闻闻。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每天掏粪背粪5吨多，背粪的右肩磨出了老茧。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曾亲切接见时传祥。刘少奇还对时传祥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8月25日第4版
真正纯洁的人
——忆时传祥同志
吕远
清晨。轻轻推开窗子，六月的晨风扑面吹来，醒心而又涤神。我站在窗前，一任微风吹拂。隐约的广播声随风传来，播音员清亮的声音分明在说：时传祥沉冤昭雪！我的心猛地抖动了一下。这消息触动了我心头一个隐隐的伤痛……
十二年前，大约也是初夏的时候，一天清晨，中国音乐家协会派人来找我，要我去写点关于时传祥同志的东西。时传祥同志是掏粪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本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照说，我早该去写他，但过去一直顾虑他的工种不好表现：只写些“清洁工人志气高”一类的话，觉得太虚；要写得形象些，又怕粪来粪去的生活细节使人厌恶。犹豫之下，终于没有写。这次才赶紧去了。通过相处和了解，我由衷地认识到：这个终生在粪便中劳动的人，实在是一个真正纯洁的人，是一个象莲花一样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品格高尚的人！我决定要写一个赞歌。没想到，这却是一次以意外的遭遇而结束的、没有完成的伤心的任务。
我最初是到时传祥的工作单位去访他。那是统管北京崇文区的粪便清除工作的部门，是一个相当庞杂繁忙的工作单位。那时他已经是这个单位党组织领导成员之一，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想，他可能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办公楼里做些指导性的工作。但我走进他的单位，看到的只是一个象乡村场院似的朴素院落。一色的黄土地面四周，是些低矮的房子，存放着清除粪便用的工具和车辆。背街而立的几间陈旧窄小的平房，就是办公室，里面放了几张窄小的木桌木椅。那里的同志告诉我，他有工作出去了。我边等他，边环顾他们的办公室，心想，这个办公室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除了墙上挂的锦旗是软的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硬的。正想间，隔窗看见一辆大粪车开进了院子，车上跳下一个穿着粪污的衣服的人，背起粗大的粪桶，提着长长的粪勺，走到后边去了。他身材粗大壮实，走起路来上身微微前倾，稍稍侧起脱发的光头，粪桶便紧挨着他黑红色的脖子。旁边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时传祥同志。……门开了，时传祥走了进来。他坐到桌子对面，一面揩着头上的汗，一面热情地看着我，操着山东口音问：“同志，你要俺做些甚么？”我怔了一下：他见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为别人干些甚么，仿佛他只是一个为了群众需要而存在的人！我把来意告诉了他，他沉吟起来：“俺们的事真没有甚么值得说的，俺们就是给大伙掏掏粪呗。再说，还有很多该干的都没干哩。有的胡同还没有厕所，有的院儿里的厕所太旧太破。……建国十几年啦，好些群众还没个好厕所用呢，想起来心里就着急。你也给俺宣传宣传这事儿，推动推动。”随后，他看了看记事牌，说：“真对不起。俺还得赶紧去趟南城。你们先谈着。有甚么叫俺说的，俺回头再给你说去。”他冲我憨笑了一下，就急匆匆地走了。一转眼，我又看见他背着粪桶从后边走了过来，仍然微微向前倾着上身，稍侧着光头。我望着他的背影思索起来：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也是第一个把掏大粪当作自己光荣职责的党的干部。党的干部、人民代表、掏大粪，这三者在时传祥身上是一致的，不可分的。完全不象有的人那样，职位和声望越高，便同平凡的工作距离越大，更何况是掏大粪这样“卑微”、“肮脏”的工作！
为了能抓到他的空暇，我们找了个星期天去他家里看他。我们找到的是一间十分狭窄的房子。放着几条蓝底白点的旧薄被子的床铺占了房间一多半，只剩下很小一块地面，他和他老伴便在那儿洗衣服和做饭。他一边做着家务活儿，一边同我们述说掏粪工人的苦难历史，一直谈到他们吃完饭。一般家庭星期天老少聚在一起，饭食总要改善一点，何况他老伴还是带着孩子从外地来看他的；但他们的饭食却只是一碗青菜，几个玉米饼子，大家在地上一个一尺高的小板桌上围而食之。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往往是他世界观的最具体的反映。老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的家庭生活，正是他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的纯洁心灵的具体写照。
时传祥同志是从赤贫里成长起来的。幼年时地主逼死了他的父亲。寡母领着六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岁时就出外逃荒谋生。他是讨着饭走到长辛店来找乡亲的，但那个乡亲不认他。他流落在北京城郊，饿得坐在路边哭了起来。一个捡粪的老头把他领回家去，叫老伴给他做顿饭吃。他一连吃了四个大窝头还不觉够。老头在旁阻拦他：“别吃啦，孩子。不是怕你吃，是怕你吃出病呵。你都饿枯啦，吃那么多受不了哇！”说着，老头搂着他瘦弱的身子哭起来：“我小时候也象你这样倒在路边，差一点死啦！”第二天，老头去帮他找活儿。那工夫到处都不要人，只有去粪霸手下掏大粪。就这样，时传祥在粪霸手下干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很少给够过工钱，可是辱骂和殴打却差不多天天都有。在旧社会的“下九流”里，掏粪工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时传祥没有一天不盼望着能跳出这污黑的粪坑。
解放以后，党的阳光照亮了掏粪工的生活，也照亮了掏粪工的心。时传祥头上不再是吞噬他灵魂和肉体的反动统治阶级，而是关心他、热爱他的党的领导；他面前不再是骄奢淫逸的剥削者的天堂，而是包括他在内的被解放了的亿万人民的首都，是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是有着人民自己的工厂、商店和住宅的大街小巷。能撂下这里不管吗？不能，必须让这个过去污秽的城市变成干净美丽的城市，必须让这里上百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清洁的环境里。所有这一切，使老时留下来，干下去，并且爱上了这一行。
就是这样，建国十多年来，他无冬无夏地、挨家挨户地给首都群众掏粪扫污。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稍有空闲就到处问问闻闻，走走看看，了解情况。我到他工作地点去的时候，发现他对大街小巷、各院各户都了如指掌。谁家有多少人，厕所甚么样子，他差不多全记得住。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地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许多年来为首都清除了千万吨粪便。我们之所以能干净愉快地生活，就是因为有老时这样一些崇高的人，在默默为我们清除粪污。我曾经问过他，是怎样做到不嫌脏的。他说：“屎嘛，哪有不脏的？可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啦。”我当时看着他黑红的面庞和宽阔的前胸，好久说不出话来。这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啊！
那年老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为群众已经掏了四十多年粪。四十多年里，他没有享受过多少家庭的欢乐，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在北京掏粪，妻子和孩子都在遥远的农村。后来他年纪渐渐大了，才把家里人接到了北京。当国家经济有困难、号召农村人口不要留在城市时，他又让老伴和孩子回了农村，自己在北京为大家掏粪。他仍然每天默默地背着粪桶，无冬无夏地在大街小巷里走着。职务再高，声望再大，他也永远是这个样子。不受官气的熏染，不受利禄的侵袭，朴素、纯洁、崇高，永不变质，这就是时传祥的品格，这就是时传祥的本色。相形之下，我感到自己矮小而且形秽。我深感过去不去写他，是百分之百的错误。那种怕写了他们的工种会引起人们厌恶的顾虑，究其实，正是我思想上厌恶他们工种的缘故。
我最后一次同老时分手是在哪一天，已经记不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同他握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重之情。分手之后我回头看他，他正背着粪桶向胡同里走去，依旧是那样向前微倾着身子，稍稍侧着头……那天夜里我想了很久，决心要写一个时传祥的叙事合唱，写他的苦难，写他的解放，写他的光荣劳动和崇高品格。我设想这个节目的合唱队，最好是穿雪白的服装；音乐应该用最亲切、最美的旋律。要让观众感到掏粪工人象莲花一样纯洁可爱……
但这个合唱终于没有写出来。因为在那之后不久，林彪、“四人帮”便抡起棍子把组织这项工作的协会“砸烂”了，我也被这棍子打得昏头晕脑地靠边站了。而时传祥本人也被打成了“粪霸”和“工贼”。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大字报，看见一张批斗时传祥的布告，我就夹在人群里去了会场。我看见时传祥被拧着胳膊推出来。他脸色发黄，已经比从前瘦多了，也老多了。他痛苦地在那里弯着腰，喘息着。我的眼睛有点模糊，心里难受极了。我悄悄退了出来，慢慢往回走着。过了很久，风闻他病了，被赶出了北京。又过了两年，听说他被周总理派人接回了北京。再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无法去向这个我所敬重的人最后告别，也就不知道他后来是甚么样子。而在我记忆里浮现的，却总是他憨笑的面孔和背粪桶的背影。关于协会布置的那项任务，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瘀结在我心头的隐痛了。
十二年过去了，祖国在一场风雨之后，江山如洗，草木更新。有一些盛开的莲花，被林彪、“四人帮”的妖风吹折了，但更多的新莲，却正含苞浮出污泥浊水。是的，纯洁而崇高的时传祥同志死去了，但千万个象时传祥一样的人将成长起来。不管是掏粪的还是做“官”的，也不管是清洁工还是党的干部，但愿都具有时传祥一样的品格，纯洁，崇高，一尘不染，永不变质。但愿协会再组织大家为他们谱写更多更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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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2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一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名字，他发起的“第二次绿色革命”，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福音。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从60年代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经过12年的努力，成功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19××至19××年间，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亿公斤。19××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技术专利转让美国。以后，他又研制出一批比现有三系杂交水稻增产5％—10％的两系品种间杂交组合。
如今，我国大江南北的农田普遍种上了袁隆平研制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许多国家的专家到中国来取经，印度、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引种了杂交水稻。袁隆平的努力，也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作出了贡献。
为此，我国政府授予袁隆平“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他金质奖章和“杰出的发明家”荣誉称号。国际同行称他为“杂交水稻之父”。（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9月01日第4版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艰难的研究历程
龚司
袁隆平，１９３０年９月生于北平，１９４９年８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１９５３年８月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在长达１９年的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面教学，一面从事生产实践、选择课题进行科学研究，开始走上了作物育种之路。
由于开展杂交水稻研究的需要，袁隆平１９７１年２月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为加强和协调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１９８４年６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后又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均由袁隆平任中心主任至今。１９９５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９６０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１９６０年７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５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６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１９６４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６年时间，先后用１０００多个品种，做了３０００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１００％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６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６６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１９７２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１９７３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１０００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１０００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ＩＲ２４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９０％以上的“恢复系”。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下世纪３０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６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１９９５年８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９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７５０－１５００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１８００余万亩。目前，国家“８６３”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１９９８年８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１０００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８００公斤，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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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3
老英雄“孟泰”
孟泰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事迹为新中国数代人传颂。
19××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人民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新时期。这年冬天，孟泰带领全家跟随解放军从通化铁厂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鞍山钢铁厂。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破坏，鞍钢只剩下一个空壳。望着千疮百孔、七歪八扭的高炉群，孟泰心痛不已，暗下决心要为国家分忧解难。
从此，无论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孟泰总是奔波在十里厂区。他冒着严寒，刨冻雪抠备件，迎着臭气，扒废铁堆找原材料。手碰伤了不喊疼，脚冻破了不叫苦。每天泥一把、油一身、汗一脸，拣回一根根铁线、一颗颗螺丝钉、一件件备品。在他的带动下，全厂工人都行动了起来，在短短的数月内，回收了上千种材料，捡回上万个零备件。这些“宝贝疙瘩”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并为恢复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19××年，孟泰担任了炼铁厂的副厂长。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依然朴实无华，朴素如初，坚持不脱离群众，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其间，他搞了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能源，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英雄’孟泰”。（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8月24日第4版
工业战线的老英雄——孟泰
孟泰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
１８９８年他生于河北丰润县一个贫农家庭。１８岁那年，家乡大旱，他只身闯关东，到抚顺栗子沟当工人，后来到鞍山，进了日本人开的制钢所。
１９４８年２月，党派孟泰参加通化铁厂高炉的修复工作，他带领着伙伴，只用３５天就修复了原定８０天修复的两座高炉。
１９４８年底，孟泰回到鞍钢。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央要求鞍钢迅速恢复生产。当时配件奇缺，孟泰领着工人刨开厚厚的冰雪，把埋在地下和废铁堆里的各类器材一件件收集起来。几个月后，大大小小收集了上千种、上万件。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到１９４９年６月７日，鞍钢炼出第一炉铁水，炼铁厂修复的３座高炉用的材料，没花国家一分钱。孟泰成为鞍钢人的旗帜，他的名字传遍全国。
１９５０年８月的一天，４号高炉发生爆炸；孟泰置生死于度外，摸索到炉台上，关上冷却水开关，避免了一起炉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又有一次，３号炉炉皮被烧穿，孟泰冒着烈火用几条浸水的麻袋堵住裂口，化险为夷。孟泰被大家称为“老英雄”。
孟泰也是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模范。他对高炉上密如蛛网的１０００多根冷却水管了如指掌，总结出一套高炉循环水系统维护操作法，被称为“孟泰操作法”。他亲手建立了“孟泰储焦槽”，每年可以节约上千吨焦炭。他为配矿槽研制了防暑降温设施，改善了作业环境，同行管他叫“高炉神仙”。
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
１９５７年，他担任炼铁厂副厂长；１９６１年，担任鞍钢工会副主席。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鞍钢陷于混乱，他在被诬陷、被打倒的逆境中坚持工作，并抱病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
１９６７年６月，中央着手解决鞍钢问题，周总理特邀孟泰赴京。同年９月３０日，孟泰在北京逝世，终年６９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孟泰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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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4
包起帆：全国著名“抓斗大王”
被誉为“抓斗大王”的上海港务局南浦港务公司工程师包起帆（见图左二），数十年来本着“在岗位尽责、为事业奉献”的精神，与其他同志一起，发明创造了多种高效、安全的装卸工具和装卸工艺，为国家和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
18岁那年，包起帆进上海港当了一名装卸工，从此踏上了坎坷的发明创造之路。为了实现用抓斗装卸木材的梦想，包起帆如饥似渴地自学物理、数学等基础知识，刻苦钻研业务，生活被浓缩在起重、力学、机械的理论和计算之中，脑海浮沉着各种数据、原理和构想。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尝遍失败、艰辛和磨难，包起帆和他的同事终于创造出木材抓斗。这项革新填补了国际港口装卸工具的一项空白。
之后，包起帆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30多年间，他以主人翁精神，刻苦学习科技知识，先后完成了70多项革新发明，其中8项获国家专利，9项获国际发明金奖。他还把自己和同事发明创造的新型抓斗、工索具技术等推广到全国数百个港口和冶金、矿山、建筑、林场等单位，大大提高了这些单位的经济效益。
艰辛的劳动和突出的贡献，给他带来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9月05日第2版
“抓斗大王”包起帆这２０年
郑蔚
今年４月，在上海市总工会刚刚宣布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光荣榜上，包起帆的名字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自１９８１年他第一次被评为市劳模以来，已经整整２０年了。在这２０年里，包起帆连续１０次被评为市劳模，连续３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奖章”、“全国十大杰出职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的名字甚至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
在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的２０年里，包起帆始终保持着一位劳模、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风采。
没有被困难吓倒
１９８１年，当包起帆第一次被评为市劳模时，他还只是上海港南浦港务公司工艺科“以工代干”的技革员。而今天，他已经是上海港龙吴港务公司的经理了。对这２０年的人生，包起帆自己概括说，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６年，是自己搞科研；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先后当上了工艺科的科长和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经理，带领大家一起搞科研；从１９９６年至今，担任龙吴港务公司经理，成了一名国有企业的“当家人”。
虽然职务升迁了但创新始终是包起帆这２０年来生命的主旋律。龙吴港务公司在黄浦江的上游，船从吴淞口沿着黄浦江开到龙吴要花６个小时。包起帆初到龙吴港时，码头的年吞吐量只有２３０多万吨，仅为设计能力的一半。２０００多个职工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包起帆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在职工大会上说：“企业走老路没有出息，我们工人阶级必须勇于创新，创造企业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他提出了发展我国内贸集装箱运输的新思路，几次三番到交通部和兄弟港口“游说”，终于得到了上上下下的支持和认同。我国第一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终于在龙吴港开通了。经过４年多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南到湛江、海口，北至锦州、大连，西至重庆的一个贯通４０多个港口的内贸标准集装箱运输网络。去年，全国内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２６０万箱，龙吴港达到了３０万箱。龙吴港的年吞吐量达到了８９４．５万吨，利润突破了９００万元。
“我不做发财的典型”
包起帆是海内外闻名的“抓斗大王”，这２０年里，他总共得到了１１项国家级专利、３项国家发明奖、１项国家科技进步奖、１１项交通部或上海市的科技进步奖，以及日内瓦、巴黎、匹兹堡、布鲁塞尔等１０项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按理说，包起帆理所应当地应该“发财”了。但是包起帆说：“我不做发财的典型。国家给我的荣誉称号是‘劳模’，我理解‘劳模’应当是奉献的意思。我应当做奉献的典型。”
做奉献的典型，这就是包起帆的人生定位。
包起帆的左手大拇指上，至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是他在当装卸工时钢丝绳留给他的烙印。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８１年包起帆当装卸工的十多年里，他所在码头上常有装卸事故发生。
正是这些经历，成为包起帆发愤研制抓斗的动力。１９８４年交通部在全国推广包起帆研制的木材抓斗以后，迄今为止全国港口没有因为装卸木材发生一起重大伤亡事故。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以包起帆名字命名的“上海起帆科技开发公司”扬帆起航了。在包起帆的带领下，这家以３０万注册资本起家的公司，至今总资产已达７０００多万元，去年的年进出口已近４０００万美元。由包起帆主持开展的“港口新型抓斗、吊具系列推广项目”，已经在全国２０多个行业６００多个单位应用，累计产生的经济效益达４亿多元人民币。即使在成了一名国企的当家人之后，他依然在不辞辛劳地主持科研开发工作。那么，包起帆得到的报酬是多少呢？他既没有持有一分钱的股份，也没有在这家公司拿一分钱的报酬。他说：“别人能勤劳致富是好事，但我应当多作奉献。”
“我只是一个有出息的工人”
包起帆走马龙吴港务公司经理的第一天，他说：“我是从装卸工开始发愤努力的，当时只想做一个有出息的工人。现在，我有了很多‘头衔’。如果说我成功了，我其实只是做了一个有出息的工人。”
“功成名就”的包起帆，没有因自己是工人而感到卑贱。２０年来，他的地位变了，但有一件事，包起帆坚持做了２０年。在南浦港务公司工伤职工周振天的家里，记者看到一本特殊的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包起帆寄给他的每一笔捐款，从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７日到今年春节，总共２９笔，最初的一笔是１０元，最多的一笔有１０００元，光是现金累计就有５６３０元。
包起帆在１９８７年写给他的一封信，周振天至今珍藏着：“尊敬的周振天同志：这些钱是来自光明正大的，它是我的技革成果奖。……至于我个人，虽然目前还很不富裕，但也从来没有不义之财。但与你们相比，我每月的工资不少，还有为数不少的奖金，因此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都比你们好得多”。当时，尽管周振天与包起帆同在一个企业，彼此却素不相识。周振天决心要去看看包起帆，有一年春节，他和另一位工伤的伙伴去给包起帆拜年。包起帆闻讯连忙和妻子从１１楼赶了下来，看到他俩送的锦旗，夫妻俩禁不住热泪盈眶。当时已经是国家级专家和高级工程师的包起帆，慢慢弯下腰，把他俩从轮椅里背进了１１楼自家的沙发……
龙吴港务公司党组织证实，这２０年来，包起帆把所有国家发给他的专家津贴和各种奖励、奖金总计６万多元，全部捐献给了困难职工。
包起帆奉献出的哪里只是金钱，那分明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和崇高情怀。这份真情实意，如春雨一般，落到哪里，哪里就会长出青草和树木。在常年受到包起帆资助的伤残职工王伟民家里，坐在轮椅里的王伟民拿出他发表在浦东新区一份刊物上的一篇揭批“法轮功”的文章，对记者说：包起帆帮助了我，我也要像他一样，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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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5
吴仁宝：农村共同致富的带头人
吴仁宝30多年来带领华西村艰苦创业，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成功地把昔日偏僻落后的穷华西建成了富裕、美丽的新华西。
19××年吴仁宝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时，就立志要改变华西村贫穷落后的面貌。19××年，他和村里其他领导一起制定了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在他的带领下，华西村成了家家有余钱、户户住新房的“幸福村”。
改革开放使吴仁宝如虎添翼，他跳出单一农业经营的思想框框，调整经济结构，走出一条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他们先后办起了以冶金、纺织、有色金属为主的多个企业，全村大部分劳力投入了工业生产；在副业上，他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较大的养殖规模。工副业的崛起为现代化农业的稳定发展铺平了道路，农业的稳定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吴仁宝使华西村建成了江苏最大的村级乡镇企业集团。华西村的发展成为了中国众多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缩影。
作为华西村30多年的“老当家”，吴仁宝清正廉洁，坚持做到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领全村最高奖金。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等光荣称号。（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9月06日第4版
吴仁宝与华西村
孙海燕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９８米高的华西金塔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兴致勃勃地听着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汇报，不时对吴仁宝富有农民特色和哲理的话大加赞赏，连声称好。
事后，吴仁宝曾郑重地对笔者说过：５０年来，我只有甜，没有苦和其他。吴仁宝是把５０年的曲折与苦涩，都化在金塔上的一席谈话中了。
吴仁宝的人生经历深深吸引着众多的人。
带领华西村民走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之路
华西村也走过弯弯小路，吴仁宝也有过种种困惑。
１９６１年，华西大队成立，吴仁宝被任命为大队书记，他带领全大队干部群众一干就是１７年，华西成为全国著名的农业先进典型。吴仁宝总想让华西的农民早点富起来。６０年代后期，吴仁宝大胆提出要创办一家小五金厂。为了保密，吴仁宝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小五金厂隐姓埋名１０载，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村民们得益匪浅。但吴仁宝总觉得，靠小五金厂这种小打小闹的做法，华西村民不可能真正富起来。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疑问，也使吴仁宝终于吐出了长久郁积在心中的一口闷气。华西五金厂正式挂起了牌子。１９７９年４月２日，华西钢板网厂又正式上马了。自此之后，吴仁宝带领华西村人，依靠自身积累，积极外引内联，办起了一个又一个企业。乡镇企业使华西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农民真正富起来了。今日的华西，年经济总产值连续四年超过２０亿元，利税超过两亿。华西村现有４０多家工业企业、６０００余名职工，拥有固定资产１５亿元、流动资金六亿元，拥有精纺呢绒５００万米、化工产品１００００吨、针织绒３０００吨、染整８００万米布、西服２０万套、有色金属五万吨、黑色金属１００万吨的年生产加工能力；全村没有一家工业企业亏损，利润最高的有几千万元。
８０年代初，华西村的农民住宅要翻新改建了，以前的老式平房要拆掉。但吴仁宝却发现了它们的妙用。随着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外宾到中国旅游考察，不断富裕的江南农村是他们向往的地方，自然就有不少外宾要到华西村来。吴仁宝想，何不把平房改造成专门接待外宾的“农家宾馆”呢？这一想可就带出了华西发展的一片新天地。随着全国各地到华西参观考察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华西村的宾馆越造越多，档次越来越高。９０年代，华西又盖起了全国最高的金塔，塔内集购物、餐饮、住宿、娱乐、商务为一体，还可登上塔顶，鸟瞰华西全貌，远眺田野农庄。当时的突发奇想，想出了华西村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以旅游为主体的农村第三产业。目前，第三产业在华西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高达２０％。
进入９０年代后，华西村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拓宽。吴仁宝敏锐地意识到了“华西村”这一无形资产的巨大价值，与江苏最大的卷烟厂淮阴烟厂合作开发了华西村牌香烟，与中国最大的酒厂五粮液集团共同推出了“华西村”酒。最后，连“仁宝”这一个普通但又不平凡的名字，也被用来作为华西村一些产品的商标，市场上又多了不少消费者信得过的商品。
吴仁宝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又盯上了对经济活动具有重大影响的资本市场，叩开了股市之门。世纪之交，华西股票正式上市，为华西村在新世纪的腾飞提供雄厚的资本保证。经济发展了，农民富裕了，物质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丰富。但吴仁宝却一刻也没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中国的一个创举，华西村在１９８８年成立了“华西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的任务就是负责华西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产、供、销”。公司办了华西农民业余学校、培育中心等实体，聘请的２０多名信息员及时掌握和反映群众的“思想信息”，公司则对症下药，开展“生产经营”。
带领华西人致富的吴仁宝没有忘记还有很多农民仍然没有富起来。他的目光转向周边贫困村。
１９８８年夏，华西村先是和邻近的华明、前进村建立了一个共同经济组织——华西农工商（扩大）联合企业，后来又进一步吸收了三余巷、向阳和泾浜村为成员。共同经济体实行“三不变、一稳定”（党组织关系不变、行政村自治不变、现企业的资产和承包责任制不变，干部基本稳定）。华西村真心实意地帮助这些村办企业、上项目、派出管理和技术人员、开拓市场、解决缺口资金等。如今，华西领头的共同经济体成员无不呈现了一派兴旺景象。
吴仁宝又把他的关爱之心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中国的中西部地区。１９９１年，陕西省勉县高潮乡的高潮村党总支书记付中耀率村里的干部再访华西村。次年４月，吴仁宝带人到高潮村商谈合作大计，提出了分三步走，办三个厂，实现三个结合的帮带计划。此后，华西村为高潮村义务培训了２０名生产技术、经营骨干，帮带计划也逐步实施，高潮村的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如何帮助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更快发展，让那里的农民尽快地富起来，吴仁宝在思考和探索。１９９３年后，新的思路逐步形成并付之实施———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培训干部，谋求共同发展。１９９４年３月３日下午，华西举办的首期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开学，吴仁宝为学员上了第一课。自此之后，华西村每年都要培训一两千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各级干部。此后，又以无偿提供启动资金、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开展生产联营等形式，分别建立了“宁夏华西村”和“黑龙江华西村”，使华西村的人才、技术、资金、精神和经验优势，与所在地的自然、社会资源，按照市场机制得到有机结合，创出了一条合作开发扶贫、帮助欠发达地区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吴仁宝的扶贫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赏和好评，１９９４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半月谈》杂志社联合举办首届“中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活动，吴仁宝荣列十大状元第一名。
华西村的实践，无疑为全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标明了一个正确方向，一条成功路径。１９９３年，当时的总理李鹏考察了华西村，并欣然挥毫题词：“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以农民的独有智慧，给“实事求是”作出了丰富而生动的注释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但吴仁宝却出言惊人——“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几十年的不懈探索，是付出代价，经历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领悟首先来自丰富而曲折的实践。让华西农民富起来，可以说是吴仁宝当书记以来一直没有动摇过的坚定信心。当年学大寨、发展农业是这个目的，冒着风险办起小五金厂是这个目的，三中全会后不分土地，同样是为了这个目的。尽管这样做有风险、有责难，但吴仁宝盯住这个目的不动摇，最终的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
吴仁宝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党的十大、十一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中，同样折射着吴仁宝艰难曲折的人生。艰难曲折的人生，不断磨炼他实事求是的意志和风范。
５０年代，吴仁宝经历了第一次从上而下的变动———从乡官变成村官。１９５４年，吴仁宝当上了乡财粮委员，成了人们羡慕的国家干部。但１９５７年国家精简干部，他主动回到村里，担任高级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６０年代，他成了“小走资派”，被拉上台批斗，还“靠边站”五个月之久。７０年代，有人告状告到中纪委，说华西大队是假典型，由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组成的调查组进驻调查，一时间舆论纷起，大有吴仁宝非倒不可的架势。１９８０年５月，作为江阴县委书记的吴仁宝，居然在县直机关党代会代表选举中落选。他谢绝了组织上的另行安排，坚决回到华西村。９０年代，在改革开放中功成名就，连续当选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吴仁宝，在选举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以７１票之差落选，一时间，各种说法都有。经历人生多次挫折的吴仁宝，心平如镜，一如既往地带着华西人，埋头干自己的事业。
面对挫折，吴仁宝一直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开朗态度。当年回村任职是实事求是作出的选择，后来在县里被罢官是因为环境不允许他实事求是地干，他对自己全国人大代表的落选虽然感到意外，但却没有动摇自己实事求是的信念。他有时因为实事求是而受挫折，但成功最终还是选择了他。
几十年来，吴仁宝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认真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又是他的必修课。平时稍有空隙，就要拿起报刊杂志仔细推敲和研究。用他的话说，叫“吃透中央精神”。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在华西金塔上，吴仁宝向总书记说：我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要做到两手抓、同两头保持一致———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对他人他事做到实事求是并不难，难的是对自己也是这么清醒、这么睿智，这是一种超越了自我的实事求是。
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集体利益和农民自身利益和谐结合的有效途径
华西村无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功典型。吴仁宝说，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致家家富。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吴仁宝处理集体利益和农民自身利益的基本准则。
吴仁宝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不动摇，但他没有把集体经济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遵守，而总是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从华西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灵活地走出了一条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当不少人对股份合作制这种新事物议论纷纷，把它看作是对集体经济的冲击时，吴仁宝已经在华西村实行了多年的股份合作制了。华西村在分配上既不搞“大锅饭”，又不搞“独吃饭”，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集团总公司与各下属公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经济效益超额部分，实行“二八开、一三三三”制办法兑现，即企业的超额利润，２０％上缴集团公司，８０％留给企业；留给企业的部分，其中１０％奖给承包者，３０％奖给其他管理技术人员，３０％奖给职工，还有３０％留给本企业作为公共积累。华西村另外还规定，叫做“少分配、多积累、少分现金、多记帐入股”，对奖励特别是承包者的奖金，只兑现２０％现金，８０％长期记帐入股享受分红。这样既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也保证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断创新，不断调整，华西村的集体经济越来越有生机，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向心力。华西村面积０．９６平方公里，仅为共和国陆地面积的一千万分之一，３５０户人家，１５２０多位村民，在华西村１０多亿自有资产中，集体资本稳占主体，农民个人股金也占相当的比重，平均每户几百万元。目前平均每两户拥有一部轿车，平均每户有一个出过国，３／４的人家住上了设施齐备的三层４１０平方米的花园别墅；存款最多的人家有２００多万元，最少的也有２０多万元。在吴仁宝看来，集体多一点还是个人多一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必须紧紧结合在一起。
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但在华西村，个体私营经济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环境。在别人还在一个劲地争论姓“社”姓“资”时，吴仁宝提出，华西村可以搞一村两制，但不许干部一家两制，更不搞一人两制。这是对华西村集体经济的又一次创新和发展。根据这个思路，华西村吸收了大量的外资，办了许多合资合作企业，还引进聘用了不少海外人才；根据这一思路，华西村出台了优惠措施，一条龙帮助投资者办理各种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减轻各种收费，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个体私营投资者经营办企业的良好环境。
吴仁宝本人最过硬的一点，也是正确地把握好了自身名利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坚持做到“三不”：不拿最高工资，不拿最高奖金，不住最好房子。华西村成片的别墅式农家住宅，让人眼热心跳。作为华西村的掌门人，至今仍住在一幢旧楼房里，无论村民们怎样劝说，他始终坚持要待全村人都住进了新楼才肯搬迁新居。
华西群众都说，华西干部都难当，吴仁宝的子女更难当。华西干部人人身上有利税指标。吴仁宝的五个子女每年要上交集团公司利润５０００多万元。如完不成，不仅干部当不成，还要把自己的家产抵押给企业。吴仁宝亲历亲为带领全村人民铸造了华西精神：“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服从分配、实绩到位”。这１６个字精神，在吴仁宝的子女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和完满。
每星期五晚上，在华西村的书场里，吴仁宝只要没有出差，就会到这里来说上一阵。说的无非是他对国家政策方针的独特理解，无非是华西村的经验，当然也少不了华西村的发展远景和规划。同样的内容，经他一讲，可就大不一样。每到这个时候，书场里人气就特别旺，有外地来参观的人，有到华西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华西的村民。他们听到的是华西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更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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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6
邓稼先：“两弹元勋”
“两弹元勋”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进了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之中。
19××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涉洋归来报效祖国。50年代末，邓稼先从物理学讲坛上“消失”了，他的身影闪现在核武器研制的基层第一线：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里参加研究所的兴建，在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土路上颠簸，在云遮雾罩的山区指挥着原子弹、氢弹的研制。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以及“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9××年，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8月31日第4版
张爱萍与邓稼先
东方鹤
邓稼先病了，要动手术，７５岁的张爱萍８点赶到医院，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１９８５年８月初的一天，九院院长邓稼先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
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里更从他的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自己也没感觉到。
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患痔疮，总流血，怪讨厌的。”
“做过检查和治疗了吗？”
“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
“那就到３０１（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张爱萍说着，就打电话给３０１医院院长，说明了邓稼先的病情，特别叮嘱给全面检查一下。对方问什么时间，张爱萍说：“现在，现在就去！”
“不，不！”邓稼先连忙推辞，“我还没汇报工作哪！”
张爱萍问：“有什么急待解决的问题吗？”
邓稼先说：“没有。”
张爱萍说：“没有现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邓稼先几乎惊慌失措了。他知道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而且他本人惜时如金，又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将军，怎么可以让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于是就再三谢绝。
张爱萍已拿起了手杖：“走吧，坐我的车去。路上可以谈谈你们的情况。”
邓稼先只好服从了。
邓稼先，这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年轻、聪明、正直、纯朴，在科学界有娃娃博士、娃娃科学家之称。１９５８年，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究所刚刚筹建时，他就被调入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并开展轰爆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功勋；接着，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和技术难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担任第九研究院院长重任后，更致力于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工作。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总是尽力深入到第一线考察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亲临现场指挥、处理。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的崇高献身精神。
张爱萍两年前到九院视察工作时，曾规定科学家每年坚持查体；坚持休假制度。可是，邓稼先总安排别人去，而自己总投身到九院的建设和科研工作中去。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
医院领导和医生，见张爱萍亲自陪着一位病人来检查，已经感受到这位病人的分量了。而张爱萍还是对他们作了郑重的介绍：“这是我们的功勋科学家！”
按常规检查，仅做活检，就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到结果，由于张爱萍站在旁边，２０分钟就出来了结果。
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已属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
张爱萍指示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
怎么没早发现呢？一些不治之症怎么专门祸害我们这些最优秀的同志呢？看来对专家们按时查体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地落实。张爱萍自医院出来，一直考虑着这些问题。返回办公室后，便亲自给科工委、各工业部有关领导打电话，明确指示：要迅速检查一下专家体检制度和休息疗养制度的落实情况，今年未进行体检的，要马上补查；未休息疗养的，要组织疗养。有困难向我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三年前，张爱萍几次以沉痛的心情公开自我批评：长期以来，我们对科技人员的健康情况关心不够。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张爱萍此番自咎的原因是青年科学家罗健夫的逝世。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航天工业部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因全身心投入事业，患癌症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终于在４７岁时不幸逝世。
张爱萍得知这一噩耗后在深感惋惜、痛心的同时，也觉得应负有对科研人员关心不够的责任。在国防科工委组织的学习罗健夫同志报告大会上，他公开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他还写了首悼念罗健夫同志的诗：
国防科工委学习罗健夫同志
报告大会
黄水流，
渭水流，
流到潼关怒涛道。
奔腾势不收。
往事稠，
国事稠，
破险尖端忘春秋。
为民肝胆酬。
他指示国防工委和国防工业部广泛深入开展向罗健夫同志学习活动，并作出一个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各级领导要认真、及时解决广大科研人员的实际问题，明确规定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定期做卫生防疫工作，坚持休假制度，特殊情况的要作特殊安排。
也就在开展向罗健夫学习、落实关心知识分子有关规定的活动中，发现了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工作的核工业部核部件加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张同星。他２０多年来一直忘我地工作在核工业研制生产第一线，为发展祖国核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７９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积劳成疾，身患胃癌，仍战斗在工作岗位上，被誉为活着的罗健夫。
张爱萍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后，立即指示科工委迅速把他接到了北京，安排在３０１医院治病。张爱萍先后三次到医院看他。当张同星病情相对稳定准备返回时，张爱萍又去为他送行。张同星非常感动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牵扯了军委首长这么大的精力，深感不安。”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而现实往往不是顺从人的心愿发展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两弹元勋邓稼先竟患上了这难以攻克的恶症。
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事情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８月９日８时３０分，开始了对邓稼先的手术。
而７５岁的张爱萍８时便赶到了医院，又就术前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询问。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手术成功，病灶全部切除，邓稼先精神状态尚好。张爱萍略感慰藉。主任医师向他报告，下一步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张爱萍又一次叮嘱说：一定要设法减轻他的痛苦，千方百计地予以治疗。有什么困难和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为了他的康复，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此后，医院对邓稼先的病情就采取了“病情报告”的办法，不定期而又及时地报告有关首长和单位。８月２４日，张爱萍接到了当天的也是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说有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张爱萍在这期病报上批示道：
请国防科工委领导（光亚同志）和核工业部领导同志分别前往探视。对其本人和家属应多予以慰勉和照顾。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对邓稼先的病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有关组织都很关心。３０１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他于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９日与世长辞，终年才６２岁。
７月３０日，正在外地的张爱萍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邓稼先病逝、安排其后事的传真报告，深感悲痛，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决定何人参加追悼会，请即告我。我今日赶回京。
８月３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致悼词。
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电专稿。８月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题目是：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
同时还发表了张爱萍的悼词。眉题是：张爱萍说邓稼先英名永垂史册。正题为：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
追悼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了一首挽诗：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１２年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说：“稼先逝世后，张老请我们全家到北戴河军委疗养院休息了１０多天。他对部下的关心是真心实意的，丝毫没有赏赐的意思。他还建议拍一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纪录片，连片名都给写好了。我把他亲笔写的这幅大字挂在家里，以示对稼先的纪念，也是对张老的感念。张老曾拄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他当时坐过的沙发及房间的摆设，我们至今都没有动，也不想动，是为了记住张老来看我们的情景，记住这个日子。”
以上为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6范文内容，仅供参考借鉴，请按实际需要修改。
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7
徐虎：在平凡岗位上温暖千万家
徐虎和家人在一起
全国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徐虎，在水电修理工的平凡岗位上，长期积极主动地为居民排忧解难，用“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歌。
作为上海普陀区中山北路房管所的水电修理工，徐虎发现居民下班以后正是用水用电高峰，也是故障高发时间，而水电修理工也已下班休息这一问题，于19××年在他管辖的地区率先挂出三只醒目的“水电急修特约报修箱”，每天晚上19时准时开箱，并立即投入修理。
从此，晚上19时，成了徐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概念。10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冰冻严寒，还是烈日炎炎或节假日，徐虎总会准时背上工具包，骑上他的那辆旧自行车，直奔这三个报修箱，然后按着报修单上的地址，走了一家又一家。
10多年中，他从未失信过他的用户。十年辛苦不寻常，徐虎累计开箱服务3700多天，共花费7400多个小时，为居民解决夜间水电急修项目2100多个，他被群众誉为“晚上19点钟的太阳”。
徐虎爱岗敬业，十年如一日义务为居民服务，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他两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被上海市委、市政府评为“上海市十大先进标兵”。（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9月08日第4版
普通劳动者的榜样——徐虎
郭伟成 戴玉庆
每当朦胧的夜色笼罩在浦江两岸，沿着上海西部的石泉、农林、光新、棉纺地区，从那窄窄的街巷深处，传出了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这时，总有一个中等个头、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人，背着工具包，蹬着一辆被上海人称之为“老坦克”的破旧自行车，来回地奔波在这一带，为居民修理马桶、疏通管道，帮他们解除种种不便。居民们感激地称他为解难的“及时雨”，带来光明的“夜明珠”。其实，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职业也不闪光，并不令人羡慕。他就是上海西部企业集团中山物业公司（即上海普陀区房管局中山北路房管所）的房修水电工、全国劳模、共产党员徐虎。
１０年寒暑，１０个春秋，在３７１８天里，他把７４００个小时的业余时间，无私地奉献给千家万户普通居民。这是一颗岁月磨出来的金子。
１９７５年，徐虎从郊区农村来到上海城里，当上了房修水电工，担负起管区内６０００多户居民的水电维修、房屋养护工作。徐虎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菜农，过去的家境并不宽裕。徐虎读书时，一直都靠学校发给的助学金。因此，父母经常教育徐虎，不要忘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干房修水电这一行，虽然脏一些，累一些，总还是个技术活。“身有一技之长，不怕家中断粮”。徐虎记着父亲的话：“阿拉是普通工人出身，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徐虎第一次去居民家修阻塞的抽水马桶时，还是傻了眼：粪便、草纸、污水淌了一地。别说干活，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但是，看看居民焦急的样子，想想自己干的就是这一行，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徐虎忙着干活，居民在边上忙着端茶、敬烟。马桶修好了，居民连声道谢。事后，还特地给房管所写了感谢信。这件事，给徐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自己干了份内的工作，居民就这么感激，真的应该尽心尽力做好。从此，只要一有空，徐虎总是认真学习房修水电技术。碰到居民报修，徐虎一喊就到，及时解决。碰到难做的活儿，徐虎千方百计做到居民满意。每次修理完毕，徐虎都主动做好清洁工作；对居民的酬谢，他笑着谢绝；碰上挑剔的居民，还要耐心说服。一来二去，徐虎和居民们的关系从生疏变得熟悉、融洽了。从居民的欢笑声、赞扬声中，徐虎体验到了人生的欢乐、工作的价值。再脏、再累，心里也是高兴的。
１９８４年底，上海市主要新闻单位和市有关部门共同发起了由市民评选“上海市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的活动。市民们纷纷投徐虎的票。结果，徐虎获得了一等奖。当所里的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上门送奖时，这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亲友们燃放鞭炮表示庆贺。徐虎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不知该怎样回报居民们的信任。他走家串户，征询居民们对房修服务的意见。结果，归结到一句话：维修一定要及时。怎样才算是及时呢？
一个大热天的上午，一位中年妇女急匆匆地赶来报修。一进门就嚷嚷开了。原来，头天晚上６点多钟，这户居民家的楼面上突然断电。３户居民家里的电扇、冰箱全都不能用。孩子点蜡烛复习迎考。白天上班没空报修，晚上报修又找不到人。她说：“今天特地请事假出来报修，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帮忙修好。”徐虎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情况。但是，那时总认为，维修工能做到“你来报，我去修”，并且保证维修质量，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这次，徐虎却心头一震。他想，修修电线，捅捅马桶，对自己来说是举手之劳，对居民却是关系到正常生活的大问题。如果能在当天及时为居民们解决水电急修的困难，就可以给群众生活带来许多方便。徐虎从警民联系箱得到启发，萌生了业余时间为居民挂箱服务的念头。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同在房管部门工作的妻子侯梅英。并得到了她的理解和支持。房管所所长徐裕鑫也热情地鼓励徐虎保持荣誉，更好地为居民服务。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３日是个星期天，徐虎在房管所以及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光新二村、石泉路７５弄和石泉六村，挂上了３只“夜间水电急修特约服务箱”，上面写着“凡属本地段的公房住户如有夜间水电急修，请写纸条投入箱内。本人热忱为您服务，每天开箱时间晚上７点。中山房管所徐虎”。打那以后，每天晚上７时，徐虎总是骑着“老坦克”，带着工具包，走向３个报修点。然后按照报修的纸条，挨家挨户上门修理。
打从挂箱服务的那天起，在徐虎的心里就没有了“星期日”和“节假日”，只留下“为民服务”４个字。
劳碌了一年，谁不想在除夕夜与家人团聚一堂，欢欢喜喜过个年。但是，这１０年来，徐虎是怎样度过除夕的呢？他的工作记录上是这样记载的：
１９８５年除夕，光新路人民浴室进水阀爆裂；
１９８６年除夕，南黄海石油公司断水；
１９８７年除夕，石泉六村２７号，棉纺一村２７号，石泉路７５弄３户居民报修；
１９８８年除夕，信谊新村３４号１８户居民家断水；
１９９０年除夕，石岚三村４８号居民家断水；
１９９１年除夕，潘家湾１２３弄９号屋顶水箱断水；
１９９２年除夕，管弄路６１弄２９号水管冻裂漏水；
１９９３年除夕，石泉六村１２号２０７室抽水马桶堵塞。
８个除夕，徐虎为居民贺年守岁，为群众排忧解难。１９８８年除夕，徐虎照旧在晚上７时去开箱服务。发现３只报修箱里没有一张纸条，就放心回家吃年夜饭了。女儿看到这么“早”回家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还和父亲约定１２点钟一起放鞭炮。想不到夜里１０点多钟，又有人敲门了，原来是信谊新村的１８户居民家突然断水。徐虎二话没说，拎起工具包匆匆出门。他爬上断水居民家屋顶，冒着刺骨的寒风修理。家里人等到辞旧的爆竹声响了，还不见徐虎的踪影。女儿提着“八百响”，含着眼泪等待着父亲的归来。直到凌晨１时左右，徐虎才回到家里，带着女儿到阳台上点燃爆竹。后来，女儿在作文里写着：“虽然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好好过节，但在充满爱心的世界里，我始终感受到父亲伟大的爱。”
小小“报修箱”受到居民们的热情称赞，徐虎却谦虚地说：“我是平凡人，只不过努力做好平凡事。”但是，受到徐虎服务的居民不这么认为。华池路３５号居民陈敬泉说：“徐虎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这平凡就是伟大。”
１０年的风风雨雨，徐虎都坚持下来了。那些一开始对徐虎挂箱服务持怀疑态度的人，风言风语的人，也从中受到了教育，改变了态度。１０年，本身就是一种磨练。徐虎挂在墙上的小木箱已经磨出了本色。
每当群众遇到困难，他都像“及时雨”，送去党和社会的温暖。群众说，如果每一个党员都像他这样为党分忧，为民解忧，就会在我们社会中形成一股凝聚力。
有一次，徐虎一晚上收到５张报修单。从第四户居民家出来时，已经是晚上１０点多了。徐虎想，剩下的那户居民一定还在等待，不能失信。他拖着疲倦的身子，赶到第五户人家。远远地就听到吵闹声。原来，楼层中间的污水总管堵塞了，楼上不知情的居民继续用水，楼下居民家已是“水漫金山”。于是，互相指责、埋怨。徐虎二话没说，立即设法疏通了污水总管。居民们“停战”了，情绪也平静了。他们对徐虎说：“没想到这么晚了你还来，真是多亏了你。”这时，徐虎突然看到，自己这平凡的社会服务工作，也会关系到社会的安宁。许多老年人足不出户，他们从哪儿看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呢？自己虽然是个普通房修工，但天天同居民打交道，如果自己能把本职工作干得尽量完美，就会减少群众很多的抱怨，使他们感受到良好的社会风尚。
光新一村２４６号１０４室，是一个特殊的家庭。户主杨海民患神经官能萎缩症，行动失衡，妻子唐嘉英幼时患过小儿麻痹，双腿失去正常功能；１０年前，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瘫痪，一个双目失明。前年夏季，他们买了吊扇，正想找人安装，这时徐虎利用业余时间与同事一起来到杨家，除了装电扇，还包下了所有的房修水电活。腊月里，徐虎上门去杨家服务、慰问，还特意送去一床新的羽绒被。杨海民感动得热泪盈眶。石泉六村２２号３０５室居民顾殿良在徐虎热情及时的服务后，写了一张纸条投进报修箱里。上面写道：“我们地区有了徐虎师傅，这真是我们地区群众的幸运。徐虎师傅您辛苦了，谢谢您。”
但是，徐虎服务的对象远不止这些，他的服务没有分内和分外之分，也没有区域和行业的界限。１９９４年３月的一天，静安区常熟路１２６弄的两位耄耋老人，从电台中听到徐虎的事迹，请邻居给徐虎写了一封求助信，诉说家中小水表因冻裂而漏水数月，想请徐虎帮助修理。虽然这是外区，相隔１０多里路，不属于他所在的房管所维修的范围，但是，徐虎还是利用星期天上门修理，更换了水表。临行，老太太颤巍巍地送徐虎到门外，哽咽地说：“共产党好，让我遇上了好人，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就给你磕个头吧。”徐虎赶紧扶住老人，对着老人的耳朵说：“我是你的儿子，这是我应该做的。”徐虎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只要是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都是我应该做的。”徐虎所在地区的居民说：“如果每一个党员都能像徐虎这样，为党分忧，为民解忧，就会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一股凝聚力。”石泉六村１９号３０５室居民朱辉淑为调换住房，已经找了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满意的房屋，一打听，那不属于徐虎的工作范围，朱辉淑决定不换了。她说：“有徐虎在这儿，我不走了。”居民们从一个普通房修工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互帮互助的新风尚。
１９９６年３月，上海市授予徐虎“共产党员关心群众的模范”荣誉称号。建设部领导为徐虎题词：“发扬雷锋精神，把党和政府关怀群众生活的宗旨，通过我们的工作送给千家万户。”
他把修马桶当作一门学问，兢兢业业，刻苦钻研，用灵巧的双手和高超的技术，让居民少花钱，多办事。
徐虎热爱他的工作。他常常说：“只要见到管区内电通明，水不断，家家户户安居乐业，心里就特别的高兴。”有人拉他业余时间下海、“扒分”（赚钱），他不干，却一心一意扑在水电房修工作上。平时，他常买一些专业书看，琢磨着自制一些小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以往，居民报修抽水马桶堵塞时，都要向房管部门预付押金。因为疏通马桶时需要先拆下马桶，而瓷器马桶又是易碎品，损坏率相当高。为了提高修理质量和降低维修成本，徐虎不断摸索，用８号铁丝做成一种和抽水马桶内部构造相似的钩子，不但提高了修理质量，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减少了居民的修理费用。拆马桶率降低了７０％—８０％，大大提高了维修工作的效率。
徐虎在疏通马桶时，还有不少的窍门。如果掉进马桶里的是塑料制品，他就用沸水往马桶里灌，使塑料物件受热软缩，顺着管道冲下去。如果掉进马桶里的是比较光滑的物品，用长钩子又勾不出，徐虎就把旧报纸捏成一团，用水弄湿，塞进马桶管道口，手伸进去用力压，把阻塞物顶下去。疏通楼房污水总管，是房修水电工最头痛的事。通常是哪一层阻塞，就在哪一层楼的管子上端打一个洞，用铁丝伸进去捅。疏通以后，就用一个小木棒把洞堵住。天长日久，木棒烂了，管道又渗水。徐虎琢磨了许久，用一根直径１寸、长８０厘米的铁棒，在顶端焊上一个环，系上绳子。然后，爬上屋顶，把铁棒从污水总管的顶端投入，不断往下送，这样就可以把管道里所有的污物垃圾全消除。不仅疏通了阻塞的层段，而且消除了阻塞隐患，大大减少了报修率。
当然，徐虎也有想不出办法的时候。有一回，徐虎碰上了难题，心事重重地回到家。妻子侯梅英关切地问徐虎怎么回事。原来，有一排房子的管道堵塞了，需要从阴井里疏通。但是，房前阴井被泥土覆盖，一时又找不到图纸，几十户居民都很着急。徐虎也束手无策。怎么办呢？妻子侯梅英也被难住了。想不到，女儿徐洋插嘴说：“这有什么难的。有个寓言故事说，存放宝贝的瓦罐埋在地下，聪明的人往土里浇水，哪里渗水慢，宝贝肯定埋在哪里。”徐虎恍然大悟，带人立即赶到现场，用这个办法探到了房前的阴井。
今年春节以前，石泉六村１８号居民李贵发家的马桶阻塞了。污水倒灌，一直流到厨房里，一家人手忙脚乱地“拷浜”（沪语：把水铲出去）。他们急忙打电话请疏通公司上门清理。对方派人带了机器来，折腾了３个多小时，把马桶底座也搞坏了，只得用水泥补住，还收了１００元工钱。没想到，大年没过完，马桶又堵了。李贵发赶紧写了报修条投进徐虎的小木箱里。晚上８时，徐虎来了。一脸歉意地说：“因为已经修了３户人家，所以来晚了。”徐虎检查了马桶，从工具包里掏出一个弯弯曲曲的钩子，往马桶里捅了捅，嘿，水立即流下去，不到５分钟，全解决了。石泉六村５２号３０１室居民龚天豪家的抽水马桶阻塞了。他们找到了徐虎。徐虎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粪道里。龚天豪说：“我们自己捅马桶还嫌脏呢，徐虎真是既巧干又肯干。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居民。”
近年来，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许多居民买下了公房产权，过去的公房成了私房。房管所也成立了物业公司，为居民住房提供有偿服务。一些拥有产权房的居民也找疏通公司或个体户疏通抽水马桶和污水管道。对方虽然有专用的疏通机械，但是一次收费从五六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居民说：“要是徐虎也有这样的机械就好了。”徐虎没有这样的机器，但是，有着一颗为民服务的热心和高超的本领。徐虎用自制的小工具，几分钟就可以干完人家用机器干几小时的活。疏通一次，仅仅收费５元，差价高达１０倍、２０倍。这是徐虎敬业精神产生的效益。
“有了这样的劳动者，房产物业部门的资质就提高了。”市场竞争，说到底靠的是高质量的服务。因此，才有了“呼唤徐虎”
徐虎所在的上海西部企业集团（即改制前的普陀区房产管理局）各级领导是有远见的，他们早就着手培养像徐虎一样的优秀员工。当年培养徐虎成长的中山北路房管所所长徐裕鑫说：“市场竞争要高质量的服务。有了徐虎这样的劳动者，房产物业部门的资质就提高了，就可以取信于民。”因此，同样是房修工人出身的徐裕鑫，从一开始就排除干扰，支持、帮助徐虎为民服务。上海西部企业集团董事长（原普陀区房管局局长）王国松说：“我们行业的服务性质需要徐虎这样的先进人物。有更多的徐虎，才能树立好的企业形象。房管局在从传统的政府职能部门转向现代企业制度的今天，尤其迫切需要提高服务质量。”因此，他们一开始就对徐虎这个榜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徐虎在回忆起刚刚成为“先进”与“劳模”的经历时，充满感激地说：“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也许不会有今天的徐虎。”
徐虎这样充满敬业精神的普通劳动者，不仅房管物业部门需要，全社会也需要，广大群众更需要。因此，一个徐虎的出现，也必然会带动一批徐虎的出现。徐虎所在的班组，在设施陈旧、管道老化的地区，创出了一流的服务质量，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班组、红旗班组。１９９３年，又被评为“全国学雷锋先进集体”。他们被居民称作“我们的徐虎”。每当徐虎外出开会时，就有班组里的其他人为居民开箱服务。于是，有了“徐虎第二”王耀齐。他拜徐虎为师，也挂出了３只夜间特约报修箱。徐虎不在时，王耀齐一人要开６只报修箱。１９９２年，王耀齐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１９９４年被评为建设部劳动模范。紧接着，在普陀区东新地区出现了“徐虎第三”黄卫国；在曹安地区出现了“徐虎第四”蒋德宽。１９９４年，他们双双当选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后来，又出现了“徐虎第五”冯宝荣、“徐虎第六”顾声龙……于是，又有了“呼唤徐虎”的行动。
那是１９９５年９月，上海《青年报》社和上海市房地局团委联合开展“呼唤徐虎”———上海房地系统青年突击队百日立功竞赛活动。１９９６年２月，在全市命名了顾声龙等１４人为上海市房地系统青年服务明星，人称“小徐虎”，开通了居民报修的语音信箱，从而形成全市性的为民解忧“徐虎网络”。现在，“徐虎效应”正在全上海的房产物业部门中产生一个又一个的“冲击波”，并且影响到其他的行业。徐虎，为千千万万新时代的普通劳动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以上为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7范文内容，仅供参考借鉴，请按实际需要修改。
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8
王进喜：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
19××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从西北的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来，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
一到大庆，呈现在王进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进喜和他的同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
在困难面前，王进喜带领全队靠人拉肩扛，把钻井设备运到工地，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苦干5天5夜，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在随后的10个月里，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达到了年进尺10万米的奇迹。
在那些日子里，王进喜身患重病也顾不得到医院去看；钻井砸伤了脚，他拄着双拐指挥；油井发生井喷，他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重晶石粉，被人们誉为“铁人”。
在大庆油田工作的10年中，王进喜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王进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的石油工人。（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8月29日第2版
共和国的脊梁
——追忆铁人王进喜
武从端亓树新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七一”前夕，走在大庆这片热土上，追寻大庆人走过的足迹，我们不断地被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创业者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从“老会战”的回忆中，从新一代人的成长中，从千千万万个瞻仰铁人者的留言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铁人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他恨不得一槌头砸出个油田来
“铁人是我最好的战友，我比他小３岁，如果他还健在，应该是７６岁了。”走进当年同铁人共称为大庆会战“五面红旗”的马德仁的家，这位年逾古稀、满头白发的老人，回忆创业时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
他讲道：“在玉门时，我同王进喜在一个井队，他是司钻，我是副司钻。参加大庆会战后，我们两个人分别担任了１２０５、１２０２钻井队的队长。就在两个队互不相让地扛红旗、争第一的竞赛中，创造了一个个全国乃至世界的钻井纪录。”
王进喜是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１９５９年，他作为石油战线的劳模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汽车背上包来回跑，问别人：“上边装那家伙干什么？”人家说是没有汽油烧的煤气。这话像锥子一样把他刺得生疼。“真急人呀！我们这么大国家没有石油烧还了得！我一个石油工人，眼看没有油，让国家作这么大难，还有脸问？”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地一下子都落到了自己肩上。”
１９６０年初，王进喜率１２０５钻井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
周正荣、丁国堂、戴祝文、马万福是当年１２０５队的４个司钻，人称铁人手下“四大闯将”。现在他们都退休了，我们有幸找到了周正荣、丁国堂两位老人。
周正荣老人回忆道：“刚来大庆的第一天晚上，我们３４个人就是在一间四壁透风的破马棚里，背靠背度过的。”
钻机到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么从车上卸下来？王进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他们用滚杠加撬杠，靠双手和肩膀，奋战３天３夜，３８米高、２２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矗立荒原。这就是会战史上著名的“人拉肩扛运钻机”。
要开钻了，可水管还没有接通。王进喜振臂一呼，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硬是用脸盆、水桶，一盆盆、一桶桶地往井场端了５０吨水。经过艰苦奋战，仅用５天零４小时就钻完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
这些与铁人并肩战斗过的“老会战”，追忆铁人的音容笑貌和英雄业绩时，禁不住泪湿衣襟。周正荣、丁国堂老人说：“多少年过去了，但铁人的印象却始终是那样深刻、清晰，仿佛他还在我们中间。”
井无压力不出油，我们搞石油会战，就要给自己加压
１９６３年，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石油基本自给。以铁人为首的创业者们奋战３年，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了我国的头号大油田。
丁国堂老人提到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两件事。１９６０年５月，打会战第二口井时，王进喜被砸伤的腿肿得很厉害，他两次从医院跑回井队，拄着拐坚持工作。
一天，突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成袋的水泥倒入泥浆池搅拌不开，王进喜就甩掉拐杖，大喊一声“跳”，便跃进齐腰深的泥浆池中，戴祝文、丁国堂七八个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奋战了３个多小时，终于制服了井喷。王进喜累得起不来了。房东赵大娘心疼地说：“王队长，你可真是铁人啊！”“铁人”的名字就是这样传开的。
丁国堂说，有一次打试验井，王进喜废寝忘食连轴转，刚端起饭碗便靠在钻杆边打起盹来。大家劝他多保重身体，他却说：“我早就豁出去了，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也值得！”
在钻井三公司，铁人当年的大徒弟王作富给我们讲起了那个刻骨铭心的“４·１９”事故。那是１９６１年，１２０５队打了一口不合格井，斜８度。铁人和队友们含着泪填死了这口井。有人难过地说：“标杆队的队史上还没有这么一笔。”铁人说：“没有这一笔，队史就是假的。这一笔，不仅要记录在队史上，还要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要让后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单纯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至１９６６年，铁人指挥他的钻井队突破年进尺１０万米大关，攀上了当时世界钻井史上的峰巅，再一次为中华民族争了光、争了气。
铁人精神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铁人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终致身心交瘁，英年早逝，年仅４７岁。
现任１２０５队队长盛文革说，虽然４５名队员谁也没见过铁人，但铁人精神一直是支撑这个队的灵魂。到现在为止，该队获得各类荣誉２２７个。目前已累计打井１４０８口，总进尺１７６．７万米，相当于大庆油田的１／３。
现在１２０５队已经采用了液、汽、电一体化的国产最先进钻井设备，司钻坐在操作室里转动手柄，操作钻井，安全系数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盛文革认为，在新时期继承和学习铁人精神应该增加新的内涵，那就是用铁人精神去掌握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经济效益。１９９６年，该队脱产３个月在大庆石油学院强化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目前，该队有大中专毕业生９人，其余３４人均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１２０５队，仍是我国石油战线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铁人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位于第一口井旁的铁人纪念馆瞻仰铁人。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先后有１６０万人次来过这里。
在厚厚的留言簿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同我们一样激动难平的心。
原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王典，是肇源县人，离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顶着瓢泼大雨来到铁人纪念馆。他说：“是铁人鼓励了我一辈子。”
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还未走完三个展厅，手帕已被泪水湿透。走前认认真真地写下了“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一位美国友人说：“铁人精神足让人感动一辈子。”来自塞拉里昂的客人写道：“向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致敬。他的精神不死！建设塞拉里昂也需要铁人精神！”
铁人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刘仁说：“铁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更是一个顶天立地、光前裕后的民族英雄。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从这个意义上说，铁人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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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9
马恩华：“社会主义企业家”
马恩华与职工们商量企业发展大计
马恩华，一个人们难忘的名字。他以“拼搏”精神，改变了企业的贫困面貌，争创了全国一流业绩。
19××年从青岛纺织工学院毕业后，马恩华被分配到保定国棉一厂工作，其间曾任技术员、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高级工程师。19××年出任厂长时，企业处于管理混乱、产品积压、人心浮动、职工发不出工资的困难时期。看到积压涨库的棉布和停转的纺机，听到工人们因开不出工资而发出的叹息，马恩华心急如焚。
为了企业的发展，马恩华不畏艰难，敢于创新。他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负重奋进，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带领职工艰苦奋斗。经过10年努力，不仅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恢复了勃勃生机，而且使企业进入全国同行业一流水平，19××年实现利润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固定资产净值相当于19××年的10倍。
马恩华为国家和人民创造了财富，而他当厂长十几年间，始终房子面前不伸手，票子面前不动心，任人唯贤不徇情，生活待遇不特殊，最后积劳成疾，不幸病逝。这位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的前河北保定一棉纺织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被誉为“社会主义企业家”。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9月07日第4版
杰出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马恩华
耿蜀平
９月２４日上午，几辆小轿车急速驶进保定棉纺厂的职工医院，省委书记程维高、省长叶连松带领在家的三位常委和省政府秘书长专程赶到保定棉纺厂职工医院去看望病中的马恩华。已经被病魔折磨得非常虚弱的马恩华躺在病床上，他向领导汇报的不是自己的病情和身体情况，而是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是目前厂里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办法。在省委召开马恩华事迹座谈会上，棉纺厂的干部职工泣不成声地讲述着厂长马恩华的动人事迹，省领导含泪听着……
马恩华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以企业家的超前意识和多谋善断的决策，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十年间，企业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优秀政工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国家二级企业等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百余项。
“文革”后的保定，街头流传这样一句话：全国不乱，保定乱；保定不乱，企业乱；企业不乱，棉纺乱。那时的保定棉纺厂，领导班子三套马车，管理混乱，全厂生产落后，职工士气极度低落，有１／３的职工请求调离本厂，青工要求调离的达８０％，加之１９５８年建厂时按“大跃进”方式建厂，其投资只有其他同等规模企业投资的７０％，企业先天不足，产品质量低劣，经济效益在省内同行业倒数第一，成了保定市的一个“包袱”。１９８４年下半年工厂仓库里３０００余万元产品堆的满满当当，而销售科门可罗雀。车间里纱锭停转，布机息声，飞花满目，职工三五成群打扑克，工作千头万绪。马恩华决定从促销盘活资金入手，要给全厂职工吃上一颗“定心丸”。他指出“薄利快销、无利也销、盘活资金、启动生产”。按照他的决策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形成产销两旺，当年企业盈利８００多万元。１９８５年春节，职工分到了多年不见的２０元奖金和２０斤大米后欣喜若狂。
企业要发展，关键在后劲。对于保定棉纺厂这个先天不足的企业来说，搞技术改造是增加企业后劲的唯一出路。纺织行业搞技改，流传着“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的说法。厂长马恩华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科学的决策，提出适时、适度、高起点的技改方针。抓住技术装备落后的主要矛盾，由低向高逐层展开，通过技改创效益，创了效益搞技改，以滚雪球的方式，逐步加大技改力度，创造了最佳投入产出率。“七五”期间，他从前纺车间入手，更新改造并条机和粗纱机，在提高设备质量的同时，解决前纺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了细纱机的潜力，年增产棉纱１４０２吨，增利１００万元，使纺机潜力发挥出来后，又新增１４４台５６英寸织机，把增产的棉纱进行深加工，年增产棉布２５２万米，创利２２８万元，为技改投入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技术改造中，马厂长善于把引进国外一流设备和更新国内先进设备结合起来，少投入、高产出，获取最佳技改效益。前织设备对织面质量至关重要，所以他决定引进德国和日本自动络筒机，德国和英国浆纱机，使前织设备性能大幅度提高，由于织轴质量高，用国产有梭织机织仿羽绒布等高档产品，成本低，售价高，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同时也为棉布质量的全面提高及品种上档次创造了条件。
适销对路的品种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是企业占领市场的通行证，马恩华谙熟这一道理。抓品种，市场信息反馈是关键。他不顾自己身体不适，抱病跑东北、去华南，详细了解外地纺织品经销状况。那是一个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凛烈。老马牙床肿得鼓起半边脸，张不开嘴，连面条都吃不进去，他只好买细挂面煮烂，一点一点往嘴里抹。由于饮食不当，胃病复发，没人的时候他呲牙裂嘴地忍疼，和客户谈业务时又装得轻松自如。看着他那日渐消瘦的面孔，副厂长吴光珊说：“老马，不行你就回去吧，我在这里顶着。”马恩华摇摇头说：“回去也是疼，反倒叫客户说咱装大，失去了信任。”保棉产品在广阔的东北市场赢得了一席之地后，老马又挥师南下。在广州、深圳，他边吃药、打针，边谈判签约走访客户，每天工作近２０个小时，终于使“明星”纱、“君子兰”布享誉珠江。经过马恩华的多年苦心经营，如今保定一棉已建立起联接东北、华北、华东、南方外贸五大市场的信息网络，给企业以销售为龙头，产供销一体化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市场营销信息。
为使保定一棉的产品有过硬的质量，他在全厂实施了全面质量管理系统工程，确定了以质量求生存的发展的营销战略，在全厂从班组、工段到车间、科室层层建有经济责任制为核心的质量保证体系，所有上岗员工必须取得质量培训合格证书，全厂生产一线优一级手率目前已达到９５％以上，在全厂建立了４２个质量管理点控制关键式序的质量，在现场、工艺、操作、设备等基础管理中得到充分的落实。１９８８年，保棉创出了历史上第一个省优、国优“明星”牌纱线，“君子兰”牌坯布，８６％的产品直接出口，年创汇达２６００多万美元。１９９２年，被纺织工业部命名为“两纱两布出口质量先进单位”，荣获“全盘奖”。据统计，保棉１０年中共实现利税４．９亿元，为国家创汇１．９４６亿美元。
马恩华曾这样说：“保棉能有今天，全凭严细实的科学管理。”他博采众家之长，把企业文化建设，现代科学管理理论同保棉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五四三”管理法。这一管理法贯彻以人为本思想，集约束、激励、教育为一体，通过市场、质量、成本、竞争和与企业共命运五大意识教育，强化安全、质量、组织、劳动四大纪律，提高思想、管理、技术三个素质，开掘职工心中能源，塑造良好企业形象，增台竞争实力。去年１１月份，一个销售包装用错，但他们没把它当成小事，从主管厂长、质检处长、车间主任、值班长到质检员和责任者全部被扣罚了奖金。生产调度会上，老马再三强调：“我们抓管理就是抓质量、抓效益，不能有半点的疏忽。执行规章制度必须严格认真、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令畅通、步调一致，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有了高质量，就没有疲软的市场。”在马厂长的教育下，工人们认识到：过去我们效益不好，关键是管理不行。如今管理严一点，产品质量能够站稳脚跟，取得好效益，职工也得到实惠。”现在保定一棉生产井井有序，车间高空无吊物，地上无落纱，环境无死角，机台清洁。十年的风风雨雨，十年的呕心沥血，马恩华带领全厂的避工把一个落后的企业改变成为一个全国先进企业，马恩华的身体却被拖垮了，超负荷的工作运转，使他得了重病，１９９３年２月，他不得不躺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手术台上，胃被切除４／５。
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更应是职工的公仆，马恩华善于发挥党组织和工会青年团作用，在保定棉纺厂形成一个“双文明”的小气候。
马恩华常说：职工的心，企业的根。他是如何赢得职工的心呢？诚心诚意地把职工当作主人，真正为主人尽心，甘作公仆。厂里承包、分房、奖金分配的大事让主人作主，听主人裁决；厂里抓质量的大事向主人问计、靠主人实现……职工病了，他躬身探病求医；职工过生日他送去了寿糕；住单身的青工结婚，他派出轿车送新娘，马恩华就是这样用心去换取职工的心，用一团火样的情去和职工心灵搭起一座无形的桥梁。
１９８５年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到食堂和炊管人员共同研究如何提高饭菜质量，并特别批准购买了电冰箱、馒头机、电烤箱等，改善了职工就餐条件。一次，二布车间有名女工上中班胃不舒服，马恩华进厂值班路过，见她蹲在地上脸色蜡黄，忙上前问明原因，叮嘱值班长亲自把她送到了医院。一天凌晨，天降大雨，五点多钟马恩华就急步赶到厂里，亲自交代了安排接送工人的班车，车派出去后，他又考虑雨大，能见度低，职工骑自行车易出事故，就又把厂里的面包车全部派了出去。他看到挡车工每天巡回几十里，工作鞋底太薄，帮太紧，老是走动，血液聚在脚上，鞋卡得脚难受，马恩华就指令劳保部门马上购买厚海棉底宽松的工作鞋……
１９８７年，企业经济效益逐步好转，便先盖了４栋职工宿舍楼。１９９２年厂里原来的职校高中取消了余留教室，马厂长决定将房子腾出给厂幼儿园，使幼儿园托幼从不足３００增加到６００余名，缓解了职工子女入托难。由于马恩华对职工生活的高度重视，１０年中，厂里为职工办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６４件，解决了生活上的十大难题，职工年收入从不足５００元－跃升到７０００元。
住房问题是企业最敏感的问题，在分配住房上，马厂长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呢？随着经济效益的好转，厂里先后盖起３６栋家属楼，但仍然僧多粥少。马恩华带头不要新房，一直住在闻厂区四五里外的化纤厂生活区，他主张在分房条例中明文规定：干部工人一个标准，先工人后干部。一次，几名职工为住房困难，合伙到厂长家诉苦，其中一对夫妇憋了一肚子气，事先还准备好了“腹稿”，非要在马恩华家里闹一场不可。谁知，当他们推开马恩华的家门，看见厂长的女儿在厨房里爬着个小凳子正写作业。马厂长一家三代，也只住了两间房，人们一下子没了气。那位憋了一肚子气的女职工一把拉住丈夫：“咱走吧，厂长家住的更挤，咱还说什么？”。其实，按照条件，老马有三次机会可以改善住房状况，但他三次都把可分到的房子让给了工人，直到职代会代表们给他“改条件”硬逼着他，他才在第四次分房时搬进了新居。在这以前，马恩华一家５口三代同室居住化纤厂普通工人住宅楼，房子小儿子睡觉的床尾还要放两个木箱，儿子长身体，一天对父亲说：爸爸能不能把床支长点我好伸腿呀。老马当厂长后，上下班仍是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他是近视眼，刮风下雨和晚上下班回家路看不太清，老马遇到不好天气索性停下车来走。就这样骑车上下班，雨里雪里摔了多少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１９９２年３月厂里召开职代会，保定市总工会借机搞调查研究，对老马进行民意测验，有３５９名职工代表参加的无记名投票，有３５８张选票齐刷刷地填写“优秀”唯一一张弃权，那就是他自己，他说：“够不够格，职工说了最准”，老马赢得了保定棉一厂８０００名职工的心。今年省委组织部考察企业班子的结果，马恩华获取１０３张无记名投票的１０２张优秀票，一张称职票。马恩华经常收到职工写的合理化建议书，长的千言、万言，有的只短短几行。有封给马恩华的信这样结尾：“给您写这些，只是要尽一名主人之责。”有的职工写道：“不免偏颇之见，但实出爱厂之心。”１０年来，全厂职工共提合理化建议２７８９４条，发明创造２２６４项，创可算经济效益４３４９万元。每当马恩华捧着这一封封建议书时，就犹如捧着一颗颗滚烫的心。他感慨地说：“有咱工人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支持，企业还愁搞不好吗？”
老马常说：保棉一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型企业，在短短的十年里，实现后来者居上，根本原因不是只靠了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靠发挥党组织的作用，靠工人群众主体作用，靠各项工作都能按两手并抓的拍节前进，必须通过党政工方方面面的合力才能实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老马特别注意发挥党政工整体的合力，一是坚持党政工联席会制度。即每周一次的厂长办公会议，每周一次的行政例会和每半月一次的生产调度会，都有党政工负责人参加，一同研究，一同布置。二是实现五同步制度。即：计划安排同步，组织实施同步，责任考核同步；检查总结同步；评比表彰同步。三是实行“一岗两责制”，强仳党员行政干部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四是制定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的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管理之中，同经济责任制挂钩，通过抓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把党、政、工、团及所有科室紧紧捆在一起。
房子面前不伸手，票子面前不动心，孩子面前不谋私，用人方面不徇情，生活面前不特殊。这是马恩华的做人原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显示了先锋模范的力量，作为一名干部他发挥了以身作则的作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马恩华出生在鸭绿江边，可美丽富饶的三江平原，并没有给他的童年带来金色的梦。父亲靠给别人打工养活全家几口人，幼小的马恩华为了挣钱上学，上山打过柴禾，卖过油条，卖过鱼。是新中国让他读上高中，读完青岛纺织工学院。国家的培养，这个贫苦农家出生的孩子没有忘记。毕业时，他在志愿书上毫不犹豫地填上：“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马恩华带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来到保定一棉。他在工厂干过机修工，当过工段长，车间主任。采访中，老工人们提起马恩华泣不成声：“那是一个好人，他不应该得病倒下呀。”
马恩华有一个习惯，中午在厂里吃饭从食堂打回饭来和几个老工人凑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他从中可以了解生产情况和职工心态，他和职工亲密无间。
有一天家在农村的退休老工人在路上碰到老马，说进城看病办事难找住处。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马恩华回到厂里让招待所腾出２０余间宿舍，专门接待退休工人。这次马恩华又病倒了，厂里干部职工排队要到医院看望他们的好厂长。
马恩华担任厂长十余年来，没有以权谋私，没有为自己亲友办过一件沾工厂好处的事。老马的一些亲戚在乡下自己开了小棉纺厂，在前几年棉纱紧缺时，几次来想买点厂里的棉纱，老马却一口回绝，而且还要求他们把家里的机器都卖了不准干这一行。老马的爱人胡花蕊说：“为了一个公心，老马把亲戚都忘了”。爱人在保定化纤厂上班，有一次别人托她求老马办一个工作调动，当爱人怯怯地说了出来，老马严厉地对妻子说：“是你当厂长不是我当厂长，以后凡是正当的事到办公室研究，在家一律不谈，枕头风在我家吹不动。”妻子理解丈夫的心。一厂之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１９９２年，儿子结婚时，老马给儿子定的三个规矩：一不允许动用公家的车；二不允许收礼物；三不允许放鞭炮。
对于上门送礼，老马更是疾恶如仇。有一次，一个与老马特别要好的朋友替人家办一件事，提上烟酒、咖啡来到老马家里。老马一听，此事不能办，来人急了，将酒、咖啡当面摔在客厅中。老马对妻子说凡是提东西来家里的，能退马上退回，不能退交厂办公室处理。我们吃咸菜喝玉米面粥心中坦然。１９９１年底，省委组织部经过考察，准备选调老马去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任党组书记、总经理，老马离不开保定一棉，他没有去；英国喜马公司以高薪聘用老为该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也毫不动心。对于老马所做出的巨大成绩，市有关部门提出要重点宣传他，他严辞拒绝，企业宣传部门要写他一篇新闻稿，他给人家拍桌子。就是获得劳模殊荣的有关上报材料，还是工会背着老马写的。几年来，他却带病出差跑项目、谈生意、看市场……。参加广交会也带上方便面，出差从不坐出租车。
１９８８年，他的老父亲身患癌症。当时，马恩华正准备去日本签订一个重要合同。看到病塌上衰弱的老父亲，他心中十分犹豫：去，于心不忍；不去，不仅耽误技改上马时间，而且也会失信于外商。父亲看透了儿子的心思，再三催促儿子动身：“去吧，厂子的事大。”站在病床前，马恩华心中阵阵内疚，他嘴唇嗫嚅，告别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父亲吃力地睁开双眼，轻声说：“恩华，自古忠孝难两全。你去吧，我等你。”抹掉夺眶而出的泪水，马恩华上路了。老人的病日益恶化，昏迷中不停地呼叫着：“恩华……”当马恩华签约回来，风尘仆仆赶到父亲的病床前，老人已到弥留之际，听到儿子呼唤，他已无力说话，五分钟后便永远离去了。老马强忍悲痛，在老人逝世后不到四个小时，又坐到办公桌前指挥生产。
３０年相伴的老伴胡花蕊临退休，不慎将脚扭伤，治疗后一时行动困难，需要照顾。当时正值国家二级企业验收，马恩华早出晚归，忙得两头难见太阳。他把儿子、女儿和未过门的儿媳动员起来，实行“分工承包制”轮流照顾老伴养伤。妻子伤势稍见好转，便柱着拐杖起来料理家务。每看到这一幕，老马便热浪击心，眼圈发红……他欠妻子太多了。
今年正月十三，马恩华带领业务人员又去广州出差，身穿两件羊毛衫一件风衣，下着厚毛裤仍感全身发冷，他又一次病倒了，住进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五月的北京夜晚，星光灿烂，在静谧的病房里，老马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他让陪护人员拿出全国劳模的奖章，使出全身力气捧住这枚闪金光的奖章对陪护人员说：“我能为全厂８０００多人服务，能把厂子弄到这种规模，能为国家做点事情，心里感到很欣慰。这次劳模登天安门城楼，我是登不上去了。但我不后悔，我的心已经登上去了。”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观，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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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十大劳模 篇10
赵梦桃：纺织战线的一面旗
“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方便”，这就是30多年来激励一代又一代纺织工人的“梦桃精神”。
19××年，16岁的赵梦桃进入陕西西北国棉一厂。19××年5月，在学习“郝建秀工作法”活动中，赵梦桃以最优异的成绩第一个戴上了“郝建秀红围腰”。在挡车时，别人巡回一次需要3—5分钟，可她只用2分50秒。她进厂不到两年，就创造了千锭小时断头只有55根、皮辊花率1．89％的好成绩，她第一个响应厂党委“扩台扩锭”的号召，看车能力从200锭扩大到600锭，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赵梦桃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让一个伙伴儿掉队！”在她的影响下，“人人当先进，个个争劳模”蔚然成风。从19××年到19××年7年中，她创造了月月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纪录，还帮助12名同志成为企业的先进工作者。19××年，她和她的“赵梦桃小组”双双出席了全国群英会，成为纺织战线一面旗帜。19××年，赵梦桃又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这一操作法在陕西省全面推广。同年，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因患肺癌病逝，年仅28岁。
“赵梦桃小组”这面旗帜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辉。19××年，这个小组被国家经委授予“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人民日报》19××年08月2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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