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英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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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英顾城 篇1
简奥斯汀(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女小说家。生于乡村小镇斯蒂文顿,父亲是当地教区牧师。奥斯汀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但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主要教材就是父亲的文学藏书。奥斯汀一家爱读流行小说,多半是庸俗的消遣品。她少女时期的习作就是对这类流行小说的滑稽模仿,这样就形成了她作品中嘲讽的基调。她20岁左右开始写作,共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1811年出版的《理智与情感》是她的处女作,随后又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和《爱玛》(1815)。《诺桑觉寺》(又名《诺桑觉修道院》)和《劝导》(1818)是在她去世后第二年发表的,并署上了作者真名。
奥斯汀终身未婚,家道小康。由于居住在乡村小镇,接触到的是中小地主、牧师等人物以及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尤其是绅士淑女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她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有喜剧性冲突,深受读者欢迎。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英国文坛,而奥斯汀的小说破旧立新,一反常规地展现了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她的作品往往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奥斯汀的小说出现在19世纪初叶,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主义潮流,继承和发展了英国18世纪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高潮做了准备。虽然其作品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她的作品如两寸牙雕,从一个小窗口中窥视到整个社会形态和人情世故,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好的作用,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被誉为地位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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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英顾城 篇2
小编语: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象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伯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作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
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让谁。十六铺是个噪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一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座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一眼看见了来人中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 在松果粒找路 一粒粒运棋子 有时 是空的 集中咬一个字 是坏的 里面有发霉的菌丝 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 松树里去 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和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副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象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激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象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象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
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的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扣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干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这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象乘船去岛屿的旅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的,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颗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子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泥土,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子回家。
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象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下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费,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二百只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阔的别墅,心想:他们正在辛勤地挣钱,为了来过自然的生活,而他们从来没开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象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积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去。
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它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伯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修缉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实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纲笔画。他、谢烨、小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象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现实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象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使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相互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
在伯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了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街开满了鲜花,好象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象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象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谈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得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凿石头,这一块大石他要凿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凿啊凿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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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英顾城 篇3
小编语: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今天是顾城去世20周年的纪念日,顾城那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个中的“黑夜”大约指的还是世俗的昏暗,诗人欲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拥抱一个“光明”的彼岸世界。
一九九三年中国诗坛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顾城之死。每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都感到分外的震惊,谁也难以将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与一个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不幸就是如此,令人们困惑不已。
在众多的评论中间,我注意到评论者们的尴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对的只是顾城的某一个侧面,或者将诗人之死诗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对他的罪恶表示惋惜;或者义愤填膺地要“除他‘诗’与‘人’之名”,对舆论诗化顾城之死看作是社会良知的堕落。然而,这一事件的意义也许不在于褒贬顾城本身。盖棺论定,关于诗人的是是非非,我相信每一个有起码正义感和道德心的人都会达成基本的共识。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将顾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并从中窥见人性的隐密,这才应该是人文关怀的真正所在。
一、抽象的诗人世界
关于顾城,王安忆有那么一段在我看来是极为精当的评论,她说:“顾城的世界是抽筋剥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维。……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绝望的。假如我们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会绝望。我们不会去死,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感兴趣,我们是俗人。”〔1〕
大凡诗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这是他梦中的伊甸园,是他超越世俗、用诗的语言拼砌成的彼岸圣地。然而诗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时又是一个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两个世界之间,诗人保持着灵与肉、价值与功利、审美与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独顾城,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自孩提起他大脑袋里面所装的自我迷恋的形而上世界。
顾城称自己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任性的孩子”。他早熟,当别的孩子还是拖着鼻涕、懵然无知的年龄,他已经开始了用诗构筑自己的童话王国。但他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用舒婷的话说“是一个不肯长大的孩子”,只相信自己编织的童话。孩童的意识里自我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是同一个空间,世界应当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单纯美丽,或者说,我就是整个世界。顾城也相信自己的心灵与天地万物的同一:“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他甚至坚信,诗人应该象上帝一样,“具有造物的力量”。
拒绝长大的诗人所愿意面对的是那个诗境中天地万物与我同一的世界,他只有自我放逐,将自己与世俗世界隔离,不仅循世,连自己的身体都感到讨厌,最好不食人间烟火,全身心地逃避于抽象的彼岸世界。可以这样说,顾城的肉体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或不愿存在,他只为他的精神而活着,为那些整日折磨着他的奇奇怪怪的念头活着。
在朦胧诗人里面,北岛是愤世嫉俗的,舒婷充满了生命的情趣,而顾城却是反社会的,他怀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拒绝对这个他无奈生存其间的世俗社会承担一切义务和责任。象所有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一样,他对现代化的大都市充满了厌恶之情,认定一切按部就班的城市缺乏生命的活力,他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最后顾城果然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在偏僻的小岛上开垦自己的伊甸园,伴着晨露,伴着鸟语,也伴着乌托邦的幻想。
顾城那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个中的“黑夜”大约指的还是世俗的昏暗,诗人欲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拥抱一个“光明”的彼岸世界。如果仅仅到这里为止,诗人的确意义非凡,在我们这个物欲过于泛滥、凡夫俗子主宰人类、世人普遍丧失超验精神的地球上,顾城以自己童话般的梦想震憾了每一颗不甘沉沦于俗世的心灵,他那陶渊明式的现代田园生活也令每一个留恋大自然的都市中人羡慕不已。
二、乌托邦王国的逻辑
不过,诗人的童话世界实在是太纯洁了,纯洁到令人怀疑的程度,它除了在人类的精神追求中存在之外,难道真的还可以付诸实践?倘若如此,又是怎样一种景观,又如何维持其生活的秩序?
顾城既已决然将自己放逐于人类社会之外,他只有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才能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独立王国。南太平洋的激流岛成了诗人的真正家园,他的实现梦幻的新大陆。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顾城与他的两个妻子开始了一种创世纪的隐居生活。
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诗人是全能的主宰,他就是造物主,他就是法律,他就是道德;或者说,诗人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现有的法则,他不再受世俗的种种道德的和律令的束缚。他可以超越常规拥有两个妻子,可以蔑视人间社会的一切权威--如果有权威的话,他也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加以反抗,就象当警方认定他养鸡未曾登记,属于非法,他会在一夜之间将那上百只下蛋母鸡统统杀光一样。
当自己的伊甸园成为一片屠宰场时,我们不知道诗人的心里有何作想。也许这血淋淋的报复正是乌托邦王国的铁的逻辑。为了捍卫理想的纯洁性和坚定性,哪怕牺牲再多的生灵也在所不惜,生命算得了什么东西,比较起诗意的终极性价值,简直微不足道。在顾城的理念中,他已经等同于整个世界,他的意志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的一切必须为他而存在,为他所创造、所追求的理想而存在。
不过,要维持想象中的世界纯洁性,除了用暴力之外,还能指望什么更可靠的工具呢?有人认为顾城有“斧子情结”,的确,木匠出身的诗人最大的癖好的是将家里的利斧磨得光光的,最乐此不疲的是替朋友们磨快钝刀。最令人惊奇的是顾城送给谢烨的定婚礼物是一把匕首,这既暗示了两人关系的某种性质和谢的宿命式悲剧,也颇能说明诗人的理想王国除了教主本身的魅力之外,还要靠什么得以维系。
事实上,任何乌托邦只有当其以纯精神的形态存在时,才是美好又富于诗意的。一旦它的发明者突然异想天开地要将之付诸实践,多半要伴之以血腥的暴力。道理很简单,在那个乌托邦王国里,只能有一种意志,这就是教主的意志,其余所有的生命只有为其奉献时才能显示出存在的价值。而教主的逻辑用韦伯的说法是只有信念伦理,而决无责任伦理;他只对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负责,至于别的什么不过是奔向那个宏伟目标途中可以随便践踏的小草而已。
要维持这样的乌托邦王国,自我封闭、离群索居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前提。顾城出走异国它乡如今看来并非偶然,他只有摆脱一直纠缠他的熟悉母语、远离象他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才得以确立自我的中心。在那个语言不通的海岛上,拒绝说英语的诗人以他神秘的微笑与世俗隔开了一道不透明的铁幕。凭借这道铁幕,给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们以一种诗意般的想象空间。
不仅教主有必要保持与世隔绝,而且他的臣民们也应如此这般行事。我们看到,顾城与谢烨的最初裂痕就是由此发端。对此小说《英儿》有清楚的交代:“顾城的理想是要摒弃一切社会生活,甚至更进一步,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而他的妻子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她不顾丈夫的反对,开始与人交往,……顾城却感到他正在滑向社会的途中,他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身上。”〔2〕
英儿来了。诗人王国的危机因为出现了浪漫的妻妾和睦局面而暂告缓和。但是顾城所惧怕的依然是英儿与外界的交往。尤其是那个充满了世俗情欲的洋“老头”,更令诗人感到一种棋逢对手般的威胁。最后,英儿果然背叛了顾城,随“老头”私奔而去。
书中的顾城决定自绝。这的确是对诗人的毁灭性一击。这不是简单的情场失意,而是乌托邦王国在世俗社会面前耻辱的“滑铁卢”。诗人的魅力竟然抵不上一个俗不可耐的洋“老头”,这一“信念危机”摧毁了顾城的所有自信,他的全部赖以生存的根基。既然精神已经遭受重创,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现实中的顾城还能活下去,肯定与谢烨的支撑有关。谢成了他存在理由的唯一依据。诗人需要隐居般的生活,但他不可以没有信徒,如果谢也背叛了他,那么就象当初诗人杀鸡一样,必须玉石俱焚,用鲜血和生命来缝合乌托邦王国的破裂,奠祭诗人的纯洁信念。
于是,悲剧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走向了终幕。为生活所迫,谢烨与顾城准备假离婚,恰在这时,谢的追求者“大鱼”来到了海岛。在神经错乱的顾城脑海中,出现了最后一个叛徒的影像,摇摇欲坠的诗人王国轰然倒塌。为捍卫乌托邦理想的纯洁和尊严,为维系“太虚仙境”的绝对秩序,诗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利斧。
三、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在这幕悲剧中,最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的不是顾城,而是那个善良温柔的谢烨。然而,她在里面究竟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仅仅是受害者么?
从留下的遗作来看,谢烨也是一个童心未泯的才女,她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她与顾城一样,心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幻想。她是诗人的崇拜者,她没法摆脱诗意世界“奇里斯玛”(charisma)魅力的诱惑。
在生前,顾谢被世人视为一对诗坛的金童玉女。但她与他之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情人或伴侣的关系,显然,两人在精神和权力上是及其不平等的,他是她的精神主宰和教主,而她不过是他的追随者和仰慕者。
谢烨留给我的更多的是女圣徒的形象。当她的教主走火入魔时,她也跟着赴汤蹈火。没有她的理解和帮助,很难设想缺乏起码生活能力的诗人能够实践那些匪夷所思的幻想。《英儿》中透出的奇妙的三人世界,按常理而言谢的处境是最尴尬的,但谢却是“太虚幻境”的积极策划者和实行人。为了诗人,她几乎奉献出了一切,先是为妻的尊严,再是作为母亲的权利,最后是一己之自然生命。
不过,谢烨又并非单纯愚昧之辈。比较起不食人间烟火、终日沉浸在形而上意境的顾城,她仍然充满着世俗的理性。诗人完整地生活在彼岸世界里,而谢烨却是分裂的,她的一半追随顾城而去,另一半依然羁留在此岸世界。一个分裂的人格多半是痛苦的,谢烨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将它统一起来,“用正常的方法,过异常的日子”。但正因为她的尘根未尽,引起了诗人的不满,构成了两人的尖锐冲突。
以谢烨的聪明未必看不明白诗人乌托邦之梦的虚妄。她在给母亲最后一封家书中说:“恨死了顾城的伟大……假如为了小木耳,任何事业对我都是可笑的。”2她还对王安忆讲过:“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王不解地问她:“那么你是为了爱情?”谢低沉地回答:“这是命运”。3
千万不要把谢烨的思想层面低估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现代祥林嫂。如果说最初的她对顾城还报有少女般的浪漫寄情的话,那么我相信随着日子的推移她比谁都看透诗人的所有弱点和负面。如果说她象英儿一般信奉实用主义的话,也许早就弃城而去。但她偏偏是一个执拗的理想主义者,她的人生是为美丽的乌托邦而生存的,在她的生命之中,她不能没有理想,否则活着就失去了意义。象她这般年龄的人,从懂事的时侯起所受的就是理想主义教育,但恰恰生于末世运偏消,没有赶上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但她依然想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里重温诗意的旧梦。命运的安排让她遇上了顾城,他成了她梦想的人格承担者。尽管她可以看透承担者的虚妄,甚至也悟出理想原本的虚妄,但她却没法改变自己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正象吴宓当年清楚地知道“道德理想功业,无非幻象”,但仍然要“利用此幻象”维系信仰一样,谢烨也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为理想殉身。这,就是谢烨自称的“命运”。爱情可以破灭,但命运却是永恒的,一旦将痛苦归结为命运,也就一切坦然了。
于是她与顾城一起在小岛上编织了那团理想主义的神话,她是远非自愿的,却是十分自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后她成为神话的牺牲品,未尝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
王晓玉在《我为谢烨一哭》中写道:“从她遭到那要命的一斧头,到还剩一口气被人发现,再到一个半小时后不治身亡,她大不幸地苟延残喘了许久。死,已非她所愿;苟延残喘,更使她非但不得不细细领受肉体上的折磨,而且要加倍地品味那因为临死前的大彻大悟而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所带给她的的心灵上的痛苦”。〔3〕 谢烨已离世人远去,我们已无法猜度死者弥留时的心思。也许如王晓玉所说的梦醒之后晚到的彻悟,也许她依然在梦中,为终于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暂且撇开价值评价,从人道角度出发,我宁愿是后者,这样也可以多少减轻死者临终前的痛楚。
这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尽管是以那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演给我们看。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行、精神失落的时代里,它的意味是异常复杂的。我们需要精神的乌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种精神的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以诗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诗意与残忍,仅仅只有一步之遥,类似的乌托邦悲剧我们已经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文革”、美国的“人民圣殿教”……这次不过是在一个孤独的小岛上、一个孤独的诗人那里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剧的语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质却总那么似曾相识。
诗的魅力是永恒的,但万万离不得这个远不美好的俗世。
〔1〕 转引自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
〔2〕 顾城,雷米:《英儿》,1页,华艺出版社,19××。
2 吴斐:《顾城的爱与死》,《诗人顾城之死》,24页。
3 吴斐:《顾城的爱与死》,《诗人顾城之死》,26页。
〔3〕 《诗人顾城之死》,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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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英顾城 篇4
原文
后汉江革,少失父,独与母居。遭乱,负母逃难。数遇贼,或欲劫将去,革辄〔音zhe〕泣告有老母在,贼不忍杀。转客下邳〔音pi〕,贫穷裸跣〔音xian〕,行佣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毕给。
翻译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负母逃危难,穷途贼犯频。哀求俱得免,佣力以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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